② 孔齐：《至正直记》卷四《钟山王气》；陆文圭：《墙东类稿》卷十二《故武德将军吴侯墓志铭》；杨翮：《佩玉斋类稿》卷二，《含山县题名记》。

　　③ 《元史》卷一二○《镇海传》；许有壬：《圭塘小稿》卷十《镇海神道碑》。① 《元史》卷一○○《兵志》三《屯田》记为九十余处，此据《元史》卷二○《成宗纪》三。② 屯田数梁方仲先生统计为十七万四千八百余顷（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乙编《唐宋元明清田地、田赋概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他依据的是《元史·兵志》所列数目，缺漏之处自然很多，故万国鼎先生认为当在二十万顷以上，这个估计当更接近于真实；全国垦田数也参照万先生的估计（万国鼎：《金元之田制》，《金陵学报》2 卷第1 期）。

　　因昔人之制，其地利盖不减于旧；和林既西、四川等地则因地之宜肇为之，亦未尝遗其利焉。至于云南、八番、海南、海北虽非屯田之所，而以为蛮夷腹心之地，则又因制兵屯旅以控扼之。”（《元史·兵志三》）地域分布之广，前所未有。

　　北面除和林、称海之外，更远有叶尼塞河上游地区的谦州屯田，西南面深入到云南、广西边远地带；东北的肇州屯田万户府达黑龙江江口，高丽境内也有十多处屯田；南面远及海南、海北。内地河南行省为数居首，次为腹里地区，所谓“天下无不可屯之兵，无不可耕之地矣！”（《元史·兵志三》）另一类开发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这一带地势低洼，土地肥沃，河湖港汊密集，南北朝时期已显示出明显的经济活力，逐步成为全国的主要粮仓和财赋之区，因而人民趋之若鹜，人口密度很高，土地与人口的矛盾也很突出。经过长期努力，劳动人民逐步摸索出一些开发土地的特殊形式。王祯《农书》对这些形式作了系统总结，其中有“筑土作围”而成的围田（圩田与此相类），有在海边涂泥之上种植稗草而受斥卤，“其稼收比常田利可十倍”的涂田，有“似围而小”的柜田，有用木材相缚，其上积土，浮于水面，可得“速收之效”的架田（葑田）。围田、圩田、沙涂田等经营形式，宋元时代因多施行于湖泊地区，所以也往往泛称湖田、湖地。以此类形式经营、开发土地，大致始于北宋，南宋形成高潮，元代继续盛行。如松江曹梦炎，占淀山湖大半湖田，达九十三围、数万亩之多，积粟百万石，北人称“富蛮子”①。文宗赐给权臣燕铁木儿嘉兴、平江、江阴地区的芦场荡山和在沙涂沙地地带的圩田，达五百余顷。在黄河流域的一些地带，因河水“涸露”而形成“水泊淤地”，称为“黄河退滩地”，多为权豪抢占，其数量也相当可观。

　　水利建设的成就亦较可观。《元史》归纳与农业有关的主要建设项目有：导浑河、疏滦水、浚冶河、障滹沱，疏陕西之三白，泄江湖之淫潦（主要指浙西水利工程，见下），立捍海之横塘（指浙江盐官州捍海石塘）（《元史·河渠志一》）。此外还有许多重大项目未被列入，如中统年间在太行山下开浚大河四道，成广济渠，附近五县农田三千余顷均获其利（《元史·河渠志二》）。至元元年，郭守敬会同张文谦在西夏故地修复中兴州（治今宁夏银川市）的唐末、汉延二渠及西夏故境内其他水渠，“计溉田九万余顷”②。二十六年起朵儿赤又用三年时间在中兴“塞黄河九口，开其三流”，使“赋额增倍”（《元史·朵儿赤传》）。至元十六年，王志谨于今陕西户县、周至两县交界处引涝水开长渠二百余里，使沿岸地区“了无干旱之患”（薛友谅：《开涝水记》）。游显曾在襄阳“复铁构壅湍水为渠”，“溉稻田千数百顷”①。① 长谷真逸：《农田余话》上。

　　② 齐履谦：《知太史院事郭公行伏》，载《元文类》卷五○。

　　① 程钜夫：《江淮行省平章游公神道碑》，《牧庵集》卷二二。

　　乌古孙泽任海南海北廉访使时，浚故湖，筑大堤，“得良田数千顷，濒海广泻，并为膏土”（《元史·乌古孙泽传》）。赵世延在四川修都江堰，“民尤便之”（《元史·赵世延传》）。张立道任大理等处巡行使，曾为昆明池泄洪排水，并“得壤地万余顷，皆为良田”（《元史·张立道传》）。武宗时，哈剌哈孙行省和林，“浚古渠，溉田数千顷”（《元史·哈剌哈孙传》）。衢州（治今浙江衢县）总管朱景周修复黄堰，溉田数万顷（苏天爵：《滋溪文稿》卷十七《碑志》十一）。

　　兴修水利的高潮主要在世祖、成宗两代，此后亦续有修浚，有的工程用工高达一百数十万，如黄河于世祖、成宗、仁宗、文宗时多次决口，工役屡兴，至正九年（1349）采用都漕运使贾鲁“疏塞并举，挽河东行以复故道”之策，十一年，发动十五万民工，二万士兵，为时七个月左右，达到预期目的（《元史·河渠志三》）。太湖流域的苏、湖、常、秀是财赋所出之地，但地势低洼，众水注入太湖，水涝则须导水入海，但湖河港汊之间，权势占为农田，围田又比比皆是，一有水涝，湖水渲泄受阻，统一二十多年来，水灾频发，历来是水利工程的重点地区。至元二年，平江设都水庸田使司，五年复立又罢。大德二年（1298）二月，立浙西都水庸田司，“专一修筑田围，疏浚河道”。八年五月，于平江立行都水监，“直隶中书省”②。泰定三年（1326），又置都水庸田司于平江，任仁发等人围绕开江、围岸、置闸等主要问题展开热烈讨论。泰定八年、至正元年以及至顺、后至元年间多次兴役，大规模开挖淤塞的通海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