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稻单位面积产量（元制），江浙地区上田五到六石，中田三到四石，下田二到三石①，湖广地区上田三石，下田二石②，实际就是宋代（主要指南宋）所达到的水平。云南地区的水稻产量，一般是二石（李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陕西汉中地区栽种的水稻“收皆亩钟”③。由于水稻是典型的高产作物，所以元代继续被引种到北方，引植较早的如河北的蓟州（治今蓟县）、渔阳（治今天津市蓟县）地区④、甘肃河西走廊地区⑤、漠北称海地区② 见明姚文灏编《浙西水利书·元书》之《复立都水庸田司》条及《立行水监》条。① 南宋末吴地亩产为米三石，山田米二石（方回：《附论班固计井田百亩岁入岁出》），《续古今考》卷十八。庆元路鄮山书院水田亩产二石有余（《延祐四明志》卷十四，《学校考》）。从租额看，江南一些地方官田每亩纳租一石半（《存复斋文集》十，《买官田》），一些寺田的租额是三石三斗（《越中金石志》卷七，《南镇庙置田地》），职田租米有达三石的（苏天爵：《太史院使齐公神道碑铭》，《滋溪文稿》卷九）。某些地区官田平均每亩纳租有可能高达四石有余（详《续通考》卷六，《田赋六》）。租谷出米率在百分之七十左右，租率接三、七或四、六分成计，元代多属对分制，亩产稻谷量可按此推算出来。

　　② 王炎：《上林鄂州书》，《双溪集》卷二七。

　　③ 程钜夫：《兴元行省瓜尔佳公神道碑》，《牧庵集》卷十六。

　　④ 虞集：《翰林学士承旨董公行状》，《道园学古录》卷二○。

　　⑥、河南怀州（治今沁阳）及沁水流域。元末海运不通，元廷在河南洼地置屯田八处，并设都水庸田使司经营水稻种植。河北保定、河间、武清、景蓟等地原来分布大批水田，至正十三、十五年在此基础上发展屯田，范围包括大都近畿的大片地区（西至西山，东至迁民镇，南至保定、河间，北至密云、顺义），一度收到“岁乃大稔”的效果⑦。

　　经济作物的栽培也受到元政府的高度重视。按“农桑之制”十四条中的“种植之制”的规定，每丁岁种桑枣二十株，土性不宜可改种榆、柳等，数量同；每丁至少种杂果十株（以成活为准）。所在官司必须如实上报，否则即属有罪。由于栽种普遍，所以《农书》提到楮树、榆树、漆树与桔、柑、荔枝等果木杂树的种植与经济价值。元代农书记载的染料作物中列有兰靛多种，红色十种，青绿色十种，褐色十三种。竹是造纸、制扇、建筑的重要材料，也广泛用于手工制作业，“指地卖者，省功而利少；煮剥卖皮者，虽劳而利大”，河南怀孟、卫辉、襄阳、邓州等处山中所长竹杆“不胜其数”，怀、洛、关西等处平原“见有竹园约五百余顷”，江西行省竹园可办课额达一千二百余锭。在这些官营竹园外，尚有大量私营竹园散布于上述地区，从而形成腹里、江南所求购的产品优势①。

　　清末以前的棉花有木本、草本之分，它们分别从南北两道传入中国。宋代南道棉（以木本为主）从闽广进入两浙、江西②，北道棉（主要为草本）进入河西走廊，元代进一步进入内地，据元初编定的《农桑辑要》说，“西域所产”的木棉，“近岁以来，种于陕右”，“滋茂繁盛，与本土无异”，因而，“遂即已试之效，令所在种之”③。尔后《农书》又说，木棉本产自海南，“诸种艺制作之法骎骎北来，江淮川蜀既获其利”，可见，元代的棉花种植已推进到黄河、江淮流域以及四川地区。元代几部农书记录了从选⑤ 《元史》卷四《世祖纪》一：中统元年“给怀州新民耕牛二百，俾种水田”；《元史》卷六五《河渠志》二《广济渠》：天历时期，豪强拦截沁水“栽种水稻”。

　　⑥ 刘敏中：《丞相顺德忠献王碑》，《元文类》卷二五。

　　⑦ 至正十三年立分司农司，见《元史》卷九二《百官志》八《分司农司》，卷一三八《脱脱传》。十五年又于“有田去处”置大兵农司，下辖保定等处、河间等处、景蓟等处大兵农使司，共有兵农千户所二十四处，百户所四十八处。见《元史》卷九二《百官志》八《大兵农司》。

　　① 《元史》卷二○五《卢世荣传》；《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课程·竹课》之《紫竹扇杆收买给引》、《竹货依例收税》、《腹里竹课依旧江南亦通行》。

　　② 详漆侠：《宋代经济史》第四章《商业性农业、经济作物的发展、多种经营的渐次展开》一、《棉花的种植及其向江西、两浙诸路的传播》。关于木棉、草棉的特性与传播可参考：P.Pelliot，Notes，on Marco Polo，1，183。Cotton，Paris，1959。沙比提：《从考古发掘资料看新疆古代棉花的种植和纺织》，载《新疆历史论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78 年版；刘咸、陈渭坤：《中国植棉史考略》，《中国农史》1977 年第1期。

　　③ 《农桑辑要》卷二，《论苎麻木棉》。

　　种、浸种、育苗、深耕、畦畛、锄治、去心、采摘等棉花种植、生长的各主要环节，充分反映了棉花种植的普遍和技术的提高。

　　桑树是传统作物，元代与粮食作物并重，农书用大量篇幅予以记载。至元七年颁布的“农桑之制”十四条中的“种植之制”规定，在土性适宜的地区，每丁岁种桑枣二十株，于是，桑树种植遍及南北。宋代蚕桑业十分发达的河朔地区仍保持兴旺的势头，如广平路（治今河北永平县）“课树桑亿万计”①，真定地区“千里桑麻绿荫城”②，关中地区“田野桑树遍布”③。汾水流域与河南一带的农户于农居和农田周围种桑的情景十分普遍④，山东滨州（治今山东滨县）由“田桑多荒”而“新桑遍野”⑤，长江中游的蕲春县，“学之闲田悉以种桑”⑥。云南爨、僰之人虽知蚕桑，但未得其法，张立道于至元初进入云南，推广种制之法，结果“收利十倍于田，云南之人由是益富庶”（《元史·张立道传》）。在知州的倡导下，江浙地区的海宁州（治今海宁西南）亦是一派“桑柘榆柳，交荫境内”（《元史·臧梦解传》）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