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广南西路（治今广西桂林）、川陕路是苎麻的主要产区，元初已推广到河南。山西地区土地亦适宜种麻，麻布成为当地特色产品，农民以此“贸易白银，以供官赋”①。

　　元代产茶区主要分布于长江以南。宋代茶叶种植区域以成都府路、利州路、江南东西路、淮南路为主，特别是淮南，北宋时增设了十三处山场，但两宋之际发生很大变化，山东、河南的大片茶树或是“恣民耕樵”，或是“率多枯槁”（《金史·食货志四》），因此，入元以后主要产茶区明显向南推移，其分布可归纳为两种类型，一是政府实行榷茶、征收茶课的江西等处榷茶都转运司下辖的若干产茶区：杭州、宁国、龙兴、建宁、庐州、岳州、鄂州、常州、湖州、潭州、静江、临江、平江、兴国、常德府、古田建安等处②。另包括四川，即四川地区也遍布茶场③。第二种类型是皇室直接控制的茶① 马祖常：《广平路总管邢公神道碑》，载《元文类》卷六七。

　　② 陈孚：《真定怀古》，载《元诗选》二集丙集。陈孚卒于大德七年，他回忆的应是元初期的景象。③ 《马可波罗行纪》110 章《京兆府城》，冯承钧译本。

　　④ 余阙《梯云庄记》，《青阳先生文集》卷三；乃贤：《颍州老翁歌》，《金台集》卷一。⑤ 赵孟頫：《大元故嘉议大夫燕南北道提刑按察使姜公墓志铭》，《松雪斋文集》卷八。⑥ 《说学斋稿》卷上《蕲春县兴学颂》。

　　① 郝经：《河东罪言》，《陵川文集》卷三二。

　　② 《元典章》卷七《吏部》一《官制》一《资品》。榷茶都转运司的设置有一个过程，此不赘，但上列十六处榷茶区不久取消湖州、鄂州两处，增列江州（《元典章》卷九《吏部》三《官制》三《场务官》）。十多年后，罢去淮南仅有的庐州（《元史》卷二一《成宗纪》四）。至大元年又以龙兴、瑞州为皇太后汤沐邑，“其课入徽政院”（《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茶法》）。元后期，大概仅存七处（《元史》卷九七《食货志》五《茶法》）。

　　区，它们负责上贡精绝品种。宋代在福建建安设“岁取上供”的官烘三十二，采茶、制茶工两千多人④，元代“掌供玉食”的宣徽院下辖的“常湖等处茶园都提举司”拥有七个提领所（乌程、武康德清、长兴、安吉、归安、湖汶、宜兴），加上另一个“建宁北苑武夷茶场提领所”（《元史·百官志三》），共拥有采茶、制茶工二万五千以上。除上述榷茶和贡茶的茶叶产区之外，广州、云南等地也遍布茶场①。作为脱离农业而独立经营茶叶生产的专业户称为茶户、园户、磨户或山场小民②。茶叶除传统品种外，忽思慧《饮膳正要》首见记载的尚有河南的温桑茶③，“出直北地面，味温甘”的女须儿，“出本土，味甘涩，煎用酥油”的西番大叶茶。

　　元代中期以后农业衰敝气象的显现蒙古贵族取金、宋而代之后，虽给传统的农业社会注入了一些新的活力，但就总体而言，旧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积弊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并且还带来了一些新的落后因素。蒙元时代的农民遭受的压榨和剥削是多方面的（详参《赋役》部分）。就社会关系而言，统治阶级由贵族、官僚、上层僧侣、大地主和豪商组成，被统治阶级有包括自耕农在内的“诸色户计”，有处于最下层的奴婢和佃农。元代奴婢数量空前增加，但直接从事农业生产者所占比例不大，所以元人认为，“国家以农为重..然人家耕种，出于佃人之力，不可不以佃人为重”④。作为农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佃户与主人之间的关系主要以契约形式构成，但佃户对主人的隶属关系尚不见明显松动的迹象。元籍记载说，浙江安吉一地主以好食鸡著称，一日经过佃户家，佃客投所好而烹鸡，他凭几午憩，鸡熟而主未醒，佃客乃“侍候于旁”①；黄岩地方风俗“贵贱等分甚严，佃户见主不敢施揖”（黄涛：《闲中今古录》卷二）。主人还可任意役使佃户及其子女，干涉其婚姻。在河南陕州地区，有的将少量荒远土地“夹带佃户典卖”，称“随田佃客”，甚至将佃客“计其③ 征榷川茶的机构于至元二十二年最后定名为四川盐茶运司，它的分支机构遍布四川各地（《元典章》卷九《吏部》三《官制》三《局院官》）。

　　④ 参见华山：《从茶叶经济看宋代社会》，载华山：《宋史论集》，齐鲁书社1982 年版。① 如广州诸县都产茶（《大元一统志》卷九《广州路土产》），云南地区的茶叶是百姓主要贸易品种之一（李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金齿百夷》）。

　　② 散见于《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课程·茶课》等篇。

　　③ 《金史》卷四九《食货志》四称其“实非茶也”。

　　④ 陈元靓：《事林广记》卷八，《人事类》（上），《治家法度·佃客须加宽恤》。佃人有庄客、佃客、浮客、租户、种户、种地人、地客、火客、屡人等多种称谓。

　　① 孔齐：《至正直记》卷三《好食鸡》。

　　口数，立契或典或卖，不立身份，与买卖牲口无异”②，体现的是更为落后的生产关系。地租有分成租（从文献记载看，对分制比较普遍），较多实行定额租制。佃户按所属主人的不同，可分为三类，一是官田佃户，租额一般是一斗五升至三斗三升。二是职田佃户，租米由六斗至一石甚或三石。三是私田佃户，租米有三斗至一石，谷有一石三斗至二石六斗，其中如浙江地区的寺田，少至四、五斗，多至租米一石至三石二斗。按国家规定，上田地租不过亩输三升，上述租额，至有超过十倍者，究其原因，除地主“恣意多取”外，另有值得注意之点，即“吐退转佃”现象非常普遍③。官田往往由权豪势要承佃包租（称总佃），往下再有“分佃”者④，另有帮助地主经理田租的管干（职田称提控总领），地租由此层层加码。职田佃户，九品不下三五十户，三品至五品七百户。私田佃户为数更多，“富室有蔽占王民奴使之者，动辄百千家，有多至万家者”（《元史·武宗纪二》）。大护国仁王寺有佃户三万七千多户⑤，而“杭州省里管着寺家的佃户，约五十万户有余”⑥。高额地租加上各种敲榨苛索，使大批佃户维持再生产的能力极其薄弱，危难之际，多举高利贷饮鸩止渴，如大德八年江浙省臣即反映：“江南佃民，多无己产，皆于富家佃种田土，分收子粒，以充岁计。若值青黄未接之时或遇水旱灾伤之际，多于田主家借债贷粮接缺食用”，田主则“必须勒令多取利息，方才应付；或于立约之时，便行添答数目，以利作本。才至秋成，所收子粒，除田主分收外，佃户合得粮米，尽数偿还本利，更有不敷，抵当人口，准折物件，以致佃户逃移，田地荒废”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