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土地兼并、集中的程度十分严重。据《元史》统计，贵族、官僚、寺院的赐田数分别为二千七百余顷、一万四千七百余顷和十六万七千余顷，共十八万五千余顷②。如至大二年（1309）赐鲁国大长公主祥哥剌吉平江稻田一千五百顷，泰定三年（1325）赐伯颜河南田五千顷，大承天护圣寺所得赐地至少在十六万余顷③。一般大地主占地的数额相当惊人，如延祐年间松② 《元典章》卷五七《刑部》十九《禁主户典卖佃户老小》。

　　③ 《通制条格》卷十六《田令·拨赐田地》。

　　④ 《元典章》卷十九《户部》五《田宅·官田·转佃官田》；《元史》卷一八四《王克敬传》；《元史》卷三六《文宗纪》五。

　　⑤ 程钜夫：《大护国仁王寺恒产之碑》，《程雪楼集》卷九。

　　⑥ 《通制条格》卷三《户令·寺院佃户》。

　　① 《元典章》卷十九《户部》五《田宅·种佃·佃户不给田主借贷》。

　　② 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乙编《唐宋元明清田地、田赋概况》乙表25《元代的赐田》。梁先生仅依据《元史》统计，而且，赐田因时因政治原因变化，尚有赐而拘收、转拨诸多因素，故统计数目仅反映一个大概情况。

　　③ 至顺元年与至正七年两次赐给该寺山东土地，数量均在十六万余顷，可能是拘收后又拨赐或后一次是重复颁布，似不应重复计算。

　　江下砂场瞿霆发“有当役民田二千七百顷，并佃官田，共及万顷”（杨瑀：《山居新语》）。朱清、张瑄两家田宅“遍于吴中”④。因而元代前期的赵天麟指出，在江南地区，“贫家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荆楚之域，至有雇妻鬻子者。衣食不足，由豪家兼并故也”（赵天麟：《太平金镜策》）。后期名臣余阙也说：“吴人之兼并武断大家，收谷岁至数百万斛，而小民皆无盖藏。”⑤再如福建崇安地区共有田五十都（都是乡村中按一定土地数量划分的地域单位，也是县以下的一个基层单位），税粮六千石，而约占总户数十分之一的五十多户“大家”负担的税粮占去百分之八十三（五千石），其余十分之九的佃户，仅纳粮一千石，占百分之十七，“大家之田，连跨数郡，而佃民之粮，或仅升合！”（《元史·邹伯颜传》）

　　入主中原的统治者最初在政治上显示出一些振兴气象，因而他们制订和规划的“重农”举措收到一定成效，但不久局势逐步逆转，大德元年前后，一系列“妨农之役”已成为社会公害，中央不得不申令罢免（《元史·食货志一》）。随着吏治的日益败坏，原来行之有效的种种举措便明显走向自己的反面而一发不可收拾，如中期和后期的大臣都相继指出，地方政府和劝农官名为“劝农”、“养民”，其实却是“扰之”、“劳之”、“废之”①。前述苗好谦献“种莳之法”，曾因收效显著而广为推行，但到了延祐年间，“有司不能悉遵上意，大率视为具文而已”（《元史·食货志一》）。又如屯田，据当时人揭示，因“所用者多非其人”，武宗以前已全面呈现“废弛”局面②。设置常平仓是保障农业生产正常进行的辅助性措施，但忽必烈时代已名存而实废。生产工具的经营权由官府把持，质次价高，忽必烈时代已形成坑农图利的一大祸害，农民叹道：“一铧废夺十农功，办与官家多少利。劳形馁腹死甘心，最苦官拘卖农器③！”

　　吏治败坏也给农业命脉所系的水利灌溉带来无穷灾难，这方面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地方权豪的直接破坏，他们在排灌系统地带或是围水起田，或是起立碾硙图利，使得原来兴建和疏浚好的灌溉系统的排洪渠道遭严重毁坏，如在黄河流域，遇到干旱，河身涸露，水泊淤地便多为势家所据，“忽遇泛滥，水无所归，遂致为害”（《元史·河渠志二》）。广济渠修成后曾灌溉良田数万顷，但后来豪民沿渠立堰起立碾磨，河北保定清苑水塘也发生类似情况，结果是“沙塞堤圮”、“灌溉利绝”①。这类情况在江南水网地区更为严重，如镇江路练湖（在今江苏丹阳市西北），豪势之家在湖中筑堤，围田④ 陶宗仪：《辍耕录》卷五《朱张》。

　　⑤ 余阙：《宪使董公均役记》，《青阳山房集》卷四。

　　① 张养浩：《三事忠告》上《宣化第五·劝劳》；许有壬：《至正集》卷二四《公移》一《农桑文册》。② 《元史》卷二二《武宗纪》一，卷一五○《何玮（何伯祥子）传》。

　　③ 胡祗遹：《农器叹》，《紫山大全集》卷四。

　　① 《元史》卷六五《河渠志》二；刘因：《清苑县尹耶律公遗爱碑》，《静修文集》卷四。耕种，“侵占既广，不足受水，遂致泛滥”。吴松江是浙西太湖地区十分重要的通海排洪渠道；淀山湖上承太湖，下经黄浦江东向入海，也是太湖地区蓄水、排洪的自然湖泊，但权豪势要不断占荡、筑堤为田，每遇水旱，必然泛滥成灾（《元史·河渠志二》。自然灾害在所难免，但与政治腐败结合起来，后果就相当严重，所以，早在大德之初“妨农之役”屡兴不绝之时，随之而来的情况就是“旱暵雨之灾迭见，饥毁荐臻，民之流移、失业者亦已多矣！”（《元史·食货志一》）元代中后期，全国性的自然灾害层出不穷，如至大元年（1308）夏秋之间，地震、风雨、饥荒、疫疠连作，巩昌、归德、泰安、济宁、真定、江浙各地“庐舍荡析，人畜俱被其灾”，“死者相枕藉，父卖其子，夫鬻其妻，哭声震野”（《元史·武宗纪一》）。次年，益都、东平、东昌、济宁、河间、顺德、广平、大名、汴梁、卫辉、泰安、高唐、曹、濮、德、扬、高邮、滁等地“蝗蝝遍野，百姓艰食”（《元史·武宗纪二》）。天历年间，又因水、旱、疫等灾害，陕西饥民达一百二十三万余口，河南府路饥民二万七千余口，江浙北部饥民六十余万口，南部饥民十一万八千余户，华北及黄河中下游饥民六十七万六千余户，凤翔府饥民十九万七千余口（《元史·文宗纪一》）。元统二年和后至元三年，京畿水灾，饥民四十余万。江浙先后两次大灾，饥民分别为五十九万和四十万（《元史·顺帝纪一、二》）。至正四年和五年，大河南北先旱后疫，“赤地千里黄尘飞，麦禾槁死粟不熟”，“民之死者过半”①，全国主要经济区的农业生产由此出现较明显的衰敝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