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元史》卷六四《河渠志》一。

　　② 《元史》卷一七五《敬俨传》。

　　③ 《元史》卷三四《文宗纪》三。

　　④ 权衡：《庚申外史》上。

　　⑤ 《元史》卷十三《世祖纪》十；《牧庵集》卷十四《平章蒙古公神道碑》。⑥ 《通制条格》卷二九《僧道·商税地税》。

　　⑦ 黄文仲：《大都赋》，《天下同文》前甲集卷十六。

　　⑧ 《通制条格》卷十八《关市·私■》。

　　下之货”，“四方贩负，日受指画，操其要，因其势，豫其时，审其地，人什常贫，我五常富，故言利者以高氏为师”①。仁宗时威顺王开设“广乐园”，“多萃名倡巨贾以纲大利”（《元史·星吉传》）。扬州大商张文盛“从计然之木，研得其精，为大区广陵市中，家童数百指，北出燕齐，南抵闽广，懋迁络绎，资用丰沛”②。像这些“以善经纪”而“积资至巨万计”③的商人在元代是比较普遍的。

　　二是牙人（有牙子、驵侩、牙保等异称）和牙行。这是沟通买卖双方，收取一定佣金的经纪人，是一种特殊的商人和行业。牙人有官有私，按元律规定，商品由他们每月评定一次价格，如有变动，亦须事先申报、核准后才能成交，因而，他们利用中介人的地位，“侥幸图利”、“上下其值”④，其活动具有强烈的封建色彩。然而，也必须看到，元代牙人、牙行广泛存在于城市乡村，活动几乎渗透到各类商品交易、土地房产买卖乃至仆役的绍介等社会交易的所有领域，从而开辟了大批隐形市场，这一事实说明了元代商业发展具有相当的深度和广度。并且，由于一切货物的交易，经由他们与卖主买主办理必要的手续，然后成交纳税，从而在一定程序上起到减少“诈冒昏赖”、“词讼纷纭”⑤的作用。就总体而言，牙人在平息买卖纠纷、提供商品信息、促进产品走向市场方面的积极作用应该得到肯定。值得一提的是，元代从事海外贸易的牙人（舶牙人），其职能很可能不限于为出海舶商作保，而涉及中外官私商人和商品的介绍、经纪，因而他们与宋代的牙人一样，是较早出现的买办资本的经营者。

　　三是出现了这样一批商人，其营运范围已不限于农产品和低级产品的营销和转贩，如湖州等地出现一些“收积机产”的绢庄或牙行；钱塘相安里等地的“饶于财者”雇人从事机织（见“市镇”条）。矿冶业中，有“尤善生殖”的江西永福人刘宗海，“尝业铁炉于金牛（今安徽庐江县西北）大冶，煽役者常千人”①；“治生教子，三致丰阜”的李玉，“鼓铁煮矾，所居城市，凡能佣力而无恒产者，鱼聚水而鸟投林，相率来归”②。在福建，每当荔枝开花之时，商人便“计株断之以立券”，订购水果；有的商人雇佣“十百为群”的临时工，从事染料作物的采摘③。在这里，商业资本的投向无疑发生了积极的转化，有些还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产业资本。

　　① 程钜夫：《清州高氏先德之碑》，《雪楼文集》卷十九。

　　② 陆文圭：《巽溪翁墓志铭》，《墙东类稿》卷十三。

　　③ 陶宗仪：《辍耕录》卷十七《哨遍》。

　　④ 《通制条格》卷十八《关市·牙保欺蔽》。

　　⑤ 胡祗遹：《革昏田地榜文》，《紫山大全集》卷二二。

　　① 王礼：《刘宗海行状》，《麟原文集·前集》卷三。

　　② 胡祗遹：《李公墓志铭》，《紫山大全集》卷十八。

　　③ 王祯：《农书》卷九《百谷谱》六《果属·荔枝》。

　　第六章运河与海运元大都“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于江南”（危素《元海运志》），因而，划直修凿大都通往江南的京杭大运河，以替代隋唐以来那条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旧运河，已是势在必行。至元三十年（1293），新的大运河全线贯通，此前，纵贯胶州湾与莱州湾的胶莱河也开通试行。同时，从江苏刘家港入海，北上至界河口（今天津大沽）的海上运输，也开辟全线通航。这些具有开拓性意义的创举，将中国漕运史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第一节京杭大运河的全线贯通与整治划直和整改大运河的关键工程是将旧运河的中段东移到今山东境内，再就是修通京、津地区的河道，以直达大都。在漫长的运河通道上，各段地势高下等等不一，因而，出于利用、调节水源的需要，必须建立、改善坝闸体制，元代在这些方面做了一定贡献或有益的尝试。

　　旧运河的残破按隋唐以来的惯例，北上船只入淮后，应向西南达盱眙，再折向西北，由通济水（汴水）抵开封。然而，宋、金之际，黄河屡次于河南决口，下游剧烈变迁，形成所谓黄河“夺淮入海”的局面：宋时汴水于开封西北的汴口入黄河，黄河则由此折向东北，从山东入海。改道了的金代黄河走向是，从河阴（今河南荥阳东北）附近转东北入河南汲县，东向入山东西境后，折向东南，经江苏徐州、宿迁、泗阳、清江，东向入海。到了元代，河南与山东之间的一段黄河进一步南移：从河阴向东，历开封北，转向东南，经河南杞县后达徐州（下与金代同）。“夺淮入海”的交结点在今清江市之北；元初漕粮经达的所谓“中滦旱站”，经黄河南移后，正处于黄河北岸。这是宋、金、蒙元之际河道的重要变化之一。

　　河道的另一重要变迁是汴水的湮涸。

　　宋、金、蒙元之际，兵连祸结，战乱频仍，漕渠亦遭厄运。北宋徽、钦二宗时期，运河已逐渐失去原有作用；靖康年间，金人南下，汴京被围，漕运中绝，汴水“堤岸失防，汴流久绝”，“塞久不合，干涸月余”①。金与南宋中分南北达数十年，隋唐以来的大运河被拦腰切断，这样，到乾道年间，南宋使臣北上，沿途见旧汴水“河益堙塞，几与岸平，车马皆在其中，亦有作屋其上”，“汴河底多种麦”②，已是一派残败景象。所以，元代首次漕运的船只进入清江，亦即“夺淮入海”的交结点后，即逆改道后的黄河（原淮河河道）西行，至江苏宿迁、徐州后继续西进，达“中滦旱站”，再陆运一百八十里到淇门（今河南汲县东北淇河与卫河交结处），进入御河（今卫河），最后接运至大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