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见《畿辅通志》卷一三九《金石》二，“大佛顶尊胜陀罗尼幢”条；《元史》卷二《太宗纪》。① 1214 年，成吉思汗调整东道诸王份地时，将札剌亦儿等五部移往漠南，其中，札剌亦儿幕地位于兴和（今张北一带），并那里建有其家族的墓茔地。1239 年，木华黎孙速浑察袭位为国王，乃“即上京之西阿儿查秃置营”。蒙语阿儿查秃（archa-tu）译言“有柏树”。今张北西南洗马林堡东北二十里有“怪柏山”（一名“桂柏山”），应即阿儿查秃之地，也就是国王大帐所在处。见黄溍：《别里哥帖穆尔神道碑》，《黄金华集》卷25；《口北三厅志》卷二，“山川”。忽必烈即位后，札剌亦儿等部迁牧于辽东。② 《元史》卷一二○《札八儿火者传》。

　　对当时的蒙古贵族来说，被征服地区的存在，其首要的意义就在于它可以变成财富和劳动人手的源源不断的来源地。因此，在中原汉地，差不多从征服之初，就设有直接对大汗或木华黎军政府负责的、担负这方面职责的专门官员，汉文史料多以“行尚书六部事”、“行六部”等名之，按蒙古体例，则其身份可能都是必阇赤。西征结束后，成吉思汗从河中带回麻合没的滑剌西迷（即牙老瓦赤），“委付[他每]与[俺每的]众达鲁花赤一同，教管汉地的百姓每”。牙老瓦赤之子麻速忽，则受命掌管天山以南及河中诸城池。两人都应是以大汗“宣差”的必阇赤身份，主持上述地区的财赋征领等事的。窝阔台即位时，分别以耶律楚材、牙老瓦赤负责中原及西域赋调，不过是袭用乃父遗规而已。耶律楚材的署事地点当然是在燕京。

　　1234 年春，蒙古灭金；现在它亟有必要将对汉地的战时军事管制及时地转变为更制度化、更有秩序的常规统治。于是窝阔台汗在同年秋即将曾经长期担任大兀鲁思札鲁忽赤的失吉忽秃忽调至中原汉地，正式建立了汗廷大断事官在汉地的分支机构“中州断事官”府署。1236 年，又在中原各地州县遍置达鲁花赤，地位在州县守令之上。原先主持财赋征调的必阇赤，现在成为燕京大断事官的属员和重要助手，专以“行尚书六部事”的汉名属之。对中州汉地实行统治和财赋征收的职责，遂从木华黎后嗣的军政府转移到燕京大断事官手中。元代汉人比附金朝旧制，将燕京大断事官府署称为“行尚书省”、“行省”，并将大断事官称呼为“丞相”，“行省丞相”。在中原汉地拥有份民及封邑的诸王勋戚，也有权任命各自的断事宫，代表他们的利益赴燕京行省“会决庶务”。诸王断事官，往往由诸王指派的其份地达鲁花赤兼任。

　　在窝阔台、贵由、蒙哥三朝，燕京大断事官府一直是汗庭大断事官派驻中州的常设分支机构。汉地的地方行政，虽然要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燕京断事官和当地达鲁花赤的约束，但是总的说来，大部分实权还是操在一批乘乱而起的“世侯”手里。他们中很多人发迹于金末战乱中结寨自保的武装自卫运动，或者由农民起义领袖转化而来，或者是率军队归顺蒙古的旧金将领。根据蒙古制度，两军争战之际，能举州县之地降附者，即用为守令；听其自辟僚属，罪得专杀；其官职差不多可以世袭。这样的汉人“世侯”，遍布于北部中国各地。他们在向蒙古大汗纳质、输赋、入觐、奉调随蒙古军出征等等条件下，控制着地方上的行政、军事、财政、司法等大权。世侯中势力较大者，亦多仿效金末的行台尚书省制，将自己的统治机构称作行尚书省、行台或行省。例如以金山东西路为核心的严实，即仿金东平行省称山东西路行省、东平行尚书省或东平行台；石抹咸得不则仿效金中都行省，把自己的势力范围称作燕京行尚书省，与中州断事官府署的汉名同。此外还有张荣的山东行尚书省（济南行省）、石天应的陕西河东路行台等等。因为它们的地域大体与金代作为地方行政区划的路的范围相当，因此有的研究者称这些行省为“路的行省”①。世侯们的行省虽与中州断事官府署的汉语官号相仿佛，但却从来没有人敢使用“丞相”的称谓；其主管财赋者，也只称“行左右司”，而不以“行六部”名之。

　　由上所述，如果从“路的行省”及其以下各个行政层次去考察，蒙古对中原汉地的政治统治体制，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带有地方化的趋势。世侯们在各自势力范围内所采用的官制、行政区域划分、法律制度等，虽然未尽统一，但总的说来，基本上是中原王朝的有关制度、尤其是亡金遗制的沿用。但是，如果从高于“路的行省”的行政层次去观察，各地世侯都被置于直接对大汗负责的中州断事官及其所属必阇赤的辖制支配之下，同时蒙古政权还通过遍置于州县的达鲁花赤，把它对华北地区的监控贯彻到直接治理民众的最低层次的地方政府。可见大蒙古国对征服社会的间接军事-行政统治，乃是通过自上而下的蒙古制度与自下而上的当地制度之间相互交叉渗透式的结合来实现的。蒙古对畏兀儿和河中、对阿姆河以西广大被征服地区的统治，与对汉地的统治差不多采取同样的方式。窝阔台初年，蒙古本部以外的被征服地区被划分为中原汉地和西域两大部分。到他统治的末期，又以阿姆河为界，将西域分为东西两部，分别派员统治。到蒙哥时代，出现了这三个被征服区及其统治机构的正式汉文译名，即燕京等处行尚书省、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辖有今新疆及其以西的河中诸城）、阿姆河等处行尚书省（辖阿姆河以西地区）。这后两个“行尚书省”，像燕京行尚书省一样，也是汗庭大札鲁忽赤派驻在被征服区的常设分支机构，分别设立在别失八里（系从原先的忽毡迁至该地）和徒思城。穆斯林史籍往往称两处大断事官为“大异密（amir-i buzurg＜yeke noyan）或者某某地区的“长官”（hajib，波斯语），称必阇赤为“兀鲁黑必阇赤”（ulugh bitikchi，ulugh）是突厥语，译言大，或者khatib，波斯语，译言书记官）①；与汉地世侯地位相当的统治阶层，则多采用“篾力克”（malik，波斯语，地区世袭长官）的称号；派驻在各城池中的蒙古监临官，则称作basqaq 或者sahna，蒙古语达鲁花赤或即来源于突厥语basqaq，而sahna 则是basqaq 在波斯语中的对译名词。在三大断事官行署建立以后，汗庭大断事官的权力就基本上局限于对漠北本部实施行政管理，以及协调中央断事官与它的三个分支机构之间相互关系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