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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塞艺苑
中国通史第八卷-中古时代-元时期 (上)
来源: | 作者:白寿彝 | 发布时间: 862天前 | 28877 次浏览 | 分享到:

  韩儒林在北京大学就读时,得到陈垣、陈寅恪教授的指点,开始研读外① 参见萧启庆:《姚从吾教授对辽金元史研究的贡献》,《元代史新探》,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版。

  国东方学家的著作,深为他们用比较语言方法考释西北史地的成就所吸引。1933 年赴欧留学,先后就读于比利时鲁文大学、巴黎大学和柏林大学,从伯希和、海尼士等进修蒙古史、中亚史,并学习拉丁、波斯、蒙、藏、突厥等各种语言文字。其间,他着重研究唐代突厥文诸碑,相继完成了《阙特勤碑》、《苾伽可汗碑》的译释和《暾欲谷碑》的翻译。1936 年回国,先后任教于辅仁大学、燕京大学、华西大学、中央大学(1949 年改南京大学)。1940 至1943 年间,在抗战后方的艰难条件下,发表学术论文达二十多篇,多半是蒙元史中名物制度的考证文章。他在1940 年写的《元史研究之回顾与前瞻》中指出,元史史料中,人、地、部族、制度等名称有待考证者甚多。洪钧、柯劭忞、屠寄诸家虽然融合中西史料改编元史,使元史学面目一新,但他们所用的域外史料都是假手他人从西方学者的译文和著述中转译而来。重要的域外元史史料多为波斯、阿拉伯文,字形与音点最易讹错,如果不用其他史料(主要是汉文史料)与之比勘,则各类名称很难定其写读。西人译文中未经考订随意译写的错误很多,依赖重译必然跟着出错(还加上原译不误而译人不懂专业致误者)。因此他主张“必须阅读史料所在之原文,与汉文史料作比较之研究”,相互订正、发明,始可扫除洪钧以来元史著述中的大量谬误。他的《成吉思汗十三翼考》、《蒙古氏族札记二则》(《辍耕录》蒙古七十二种,雪尼惕与合卜秃儿合思的译名)等篇就是采用《史集》波斯原文与汉文史料“直接互校”的方法,从历史学和语言学两方面进行考释,订正了中外史料和前人著述中的许多讹误。关于十三翼组成及蒙古氏族,《史集》的记载远详于汉文史料,但贝勒津、哀德蛮之刊、译本中部名、人名每有舛误,洪钧重译舛误更多,韩文据波、汉、蒙文史料一一勘同。《蒙古答剌罕考》一文追溯此号源于柔然而为突厥人袭用,考证蒙古答剌罕之号最初系授予对大汗及其子孙有救命之恩者,并考察了其享有的种种特权,以及元、明、清时期的演变。《蒙古的名称》一文将唐代以来此名的二十多种异译分为五组,分析了不同译写的音值及其语言来源,指出“蒙古”一名是根据女真语译写来的。《爱薛之再探讨》一文主要利用前人未能辨认而被忽视的《牧庵集》中爱薛一家追封制,将四库馆臣改译的名字一一复原,据以考证其世系行实,发覆补缺者甚多。其名物制度考证之精当多类此。五十年代以后,韩儒林以大量精力从事教学行政、培养人才和科研组织工作,1956 年创立了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并开始招收研究生,1977 年创办了《元史与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1980 年发起组织了中国元史研究会,并任会长。期间仍著述不辍,先后撰有《元朝中央政府是怎样管理西藏地方的》、《耶律楚材在大蒙古国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元代的吉利吉思及其邻近诸部》、《关于西北民族史中的审音勘同》多篇论文,主持了《中国历史地图集》蒙古地区图幅的编绘和两卷本《元朝史》的编纂。1982 年出版了自编论文集《穹庐集》;1988 年出版了由其门人整理的《韩儒林文集》。

  翁独健在燕京大学历史系读书时即受洪业、陈垣教授的影响开始研究元史,1932 年完成学士论文《元田制考》;继入同校研究院,1935 年提交毕业论文《元代政府统治各教僧侣官司和法律考》,对前代著述中的疏误补正甚多;同年赴哈佛大学留学,1938 年以《爱薛传研究》获哈佛博士学位。此文充分利用中外史料,周密地研究了爱薛的家世、生平,其在蒙元朝廷的地位和影响,以及当时的社会背景。此后他转到巴黎大学,就教于伯希和,进一步学习了从事蒙元史研究必须的各种语言文字和方法。1939 年回国,先后任教于云南大学、燕京大学。这期间,他发表的重要论文有:《新元史、蒙兀儿史记爱薛传订误》,通过缜密的考证,订正柯劭忞、屠寄二书谬误达十余处;《斡脱杂考》,对元代史料中所见“斡脱”一词的用法作了全面研究,指出除少数情况下用于译写Ordu(斡耳朵)和Otok(又译月脱,意为进酒,元代汉译“喝盏”)外,斡脱系指元代的官商,此词源于突厥语Ortaq(意为合伙),所谓“斡脱钱”即斡脱们营运的官本钱债,从而纠正了洪钧以来诸家以斡脱为犹太的误解;《元典章译语集释》,列举职官制度译名33 个,考释了达鲁花赤、札鲁忽赤、怯里马赤、必阇赤、怯薛等名称;《蒙元时代的法典编纂》,考察了从成吉思汗建国至元朝灭亡的法典编纂和颁行过程及其历史背景。解放后,他出任北京市教育局长,兼任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历史系领导工作,晚年发起成立中国蒙古史学会和元史研究会,并被选为会长、副会长,为培养人才、组织和指导我国民族史、蒙元史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由他主持并亲自参与的重要研究成果有多种,其中影响最大者当推《元史》的点校、《蒙古族简史》的编写和波斯史料的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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