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志玖于三十年代末开始从事元史研究。其时他先后入中央研究院和北大当研究生，师从向达、姚从吾，选择了元代回回人作为研究课题，写成论文《元世祖时代汉法与回回法之冲突》（未刊），并相继发表《回回一词的起源和演变》、《赛典赤赡思丁生年问题》、《元代回汉通婚常例》等文。据他分析，回回一名初出于民间对回鹘的谐音俗称，十三世纪前期的汉文文献里，它与回鹘（回纥）同被用于泛称西域民族，这是因为回鹘西迁的地域很广，而且在人种、语言上与中亚其他突厥人基本相同，不易辨别。随着西域各地人大量东来，人们知道了回鹘人与其西面信奉伊斯兰教的各族人不同，必须加以分别，于是至迟在元世祖时期的公文诏令中，就很明确地用回回专称伊斯兰教徒，而称回鹘人则用新译名（畏兀儿或畏吾儿）取代这一唐时的旧译，从此确定下来。不过文人笔下仍常混用旧名，所以《元史》中还能见到称回回人为回鹘（回纥）的情况。在搜集回回人资料时，他发现了《经世大典·站赤》著录的一个文件，记载遣三使者由海道前往阿鲁浑大王处事，三人的名字与《马可波罗行记》所述同行西还的阿鲁浑汗三使者完全一样；同时，波斯史料中也有阿鲁浑遣使来元求婚于故妃亲族，使者带回阔阔真公主及大汗礼物的记载。他将新发现的史料与西方史料相参证，推断马可波罗离华时间应为1291 年初，撰写了《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一段汉文记载》，发表在1941 年的《文史杂志》上。此文的意义不仅在于上述准确的考证，更在于证明了马可波罗的记载及其经历的真实性。四十年代他发表的重要论文还有《新元史阿剌浅传证误》。五十年代以来，他主要在元回回人问题、马可波罗问题、探马赤军问题三个方面作了研究，发表论文二三十篇（大部分收入其论文集《元史三论》，1985）。

　　三十至四十年代，还有一些学者从不同的侧面对元史上的若干问题作了研究，如王崇武关于朱元璋和元末红巾军的几篇论文，刘铭恕关于色目人的起源、户口青册等问题的论文，以及文献学家、科技史家、文学史家所写的各方面专题论文，都有一定参考价值。

　　第六章建国以来的蒙元史研究第一节蒙元史研究的新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史学工作者积极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努力运用科学的历史观来研究历史，蒙元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这一学科的主要领头学者翁独健、韩儒林、邵循正、杨志玖等继续在高等学校从事研究和教学，在培养人才和组织、指导研究工作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后来在蒙元史领域最活跃的一批学者多出于他们门下。六十年代中期以前，一些大的研究项目在他们主持下已着手进行，如《元史》的校点，元朝断代史的编撰，域外史料的翻译等。这个阶段的重要学者还有余元庵、蔡美彪、刘荣峻、贾敬颜、方龄贵等。余元庵于1949 年发表《元朝秘史远箭近箭官号新释》、《元史志、表部分史源探讨》等文，五十年代著有《成吉思汗传》和《内蒙古历史概要》。蔡美彪参与范文澜主持的多卷本《中国通史》编写，着重研究辽金元史，注意收集和研究元代汉、蒙文碑刻，出版了与罗常培合著的《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和他整理考释的《元代白话碑集录》，并发表多篇研究元代戏曲史的论文。此后他在八思巴字碑刻等文献的考释和蒙元制度、文化诸方面研究上又取得很多新成果。刘荣峻以多年精力译出符拉基米尔佐夫的经典名著《蒙古社会制度史》，原著广博精深，译者下了很大功夫，为研究者提供了一部准确的译本。贾敬颜擅长考证和文献研究，发表多篇考释蒙古名物制度和研究蒙古部族的论文（部分成果收集在《民族历史文化萃要》一书中），并完成了《圣武亲征录》的校注。方龄贵在考释元杂剧中的蒙古语词和搜集、研究云南元代碑刻方面作出了很多贡献，其所编《元朝秘史通检》是研究者很有用的工具书。一批共和国建立后培养的年轻学者也相继发表论文，并在老一辈学者指导下参与研究工作。

　　这个阶段的蒙元史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元末农民战争及与之相关的元代社会矛盾问题，古代蒙古社会性质问题，人物评价问题（主要是对成吉思汗的评价）。三个方面都发表了不少论文，大部分出自年轻学者之手，研究方法和理论分析都面目一新，其中不乏资料充实、论证精细的专题研究。几项重要的蒙元史研究项目均已在进行中，包括近代史研究所通史组承担的《中国通史》和历史研究所宋元史研究室承担的《中国史稿》元史部分，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承担的《元朝史》专著等。

　　“文革”开始，正常的学术活动基本停顿，仅有个别项目在几年后恢复工作，《元史》的校点和《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就是在那时的政治运动夹缝中进行的。十年动乱结束后，蒙元史研究很快就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大量具有较高水平的研究成果相继发表。研究领域大大扩展，不再局限于农民起义、社会性质、人物评价几个课题。严谨治学、实事求是的学风得到发扬，注重广泛收集资料，进行详尽的考释辨析，作深入的创造性的专题研究，不务空言。有更多的学者善于利用民族文字及外国文字史料与汉文史料相互考订、补充，这是我国蒙元史研究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随着研究工作的蓬勃开展，研究队伍不断扩大，涌现了一批基础扎实、学风端正的新一代年轻学者（多数是“文革”后培养的博士、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南开大学历史系等单位都拥有多位蒙元史研究者，形成研究中心。1979 和1980 年，在翁独健、韩儒林等倡导下先后成立了两个主要蒙元史研究学术团体——中国蒙古史学会和中国元史研究会，编辑出版了会刊《元史论丛》和《蒙古史研究》，集中发表较高质量的专题论文，并出版报道国内外研究情况的《通讯》。两个学会都召开了多次学术讨论会，并举办国际学术会议，对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和合作起了很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