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黄溍：《跋宋朝遗墨二首》，《黄金华集》卷二一；《宋史》卷四五《理宗纪》五；参见周良霄：《李璮之乱与元初政治》，《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4 辑。

　　② 中统二年十月中，“命亳州张柔、归德邸浃、睢州王文干、水军解成、张荣实、东平严忠嗣、济南张宏七万户，以所部兵来会”。是知诸侯主动多随忽必烈出征朔漠。翌年二月李璮兵临济南，张宏守城之卒不满千人。是知从征漠北的汉车虽已南返，却尚未回到本藩。

　　辽金以来，以宋为正朔的观念在北方淡漠已久，因此恢复宋室的号召很难有多少政治感召力；汉人世侯们亲眼看到了蒙古军队的作战能力，也认识到诸侯之间实力均衡、互相牵制的复杂形势，所以往往满足于大汗君临之下割据一方的实权和地位；在蒙古最高统治集团中，世祖的确更被他们视为最适合于推行汉法的君主人选。因而尽管这些汉人军阀在平时的私下谈论里或有诽议朝政的不逊之辞，但如果没有充分的把握，他们绝对不肯轻易地举兵，反抗元廷的。李璮称乱后即传檄各路，结果只有太原路总管李毅奴哥，达鲁花赤戴曲薛以及邳州万户张邦直（张荣子）响应①。其他人非但不起而支持，而且多在元廷督责之下带兵参加对他的围剿。李璮把成功的赌注完全压在不切实际的空想上，结果只能一步步地将自己引向坐而待毙的死路。

　　就在李璮顿兵观望的时候，元廷逐渐完成了围攻济南的军事部署。四月初，济南郊外已集结了“十七路人马”（《元史·王綧传》），高丽军队也奉调助攻。元军开始树栅凿堑，围困济南。四月底，诏右丞相史天泽专征山东，诸将皆受节度。史天泽接受军前行中书省参议宋子贞的建议，与前线统帅宗王合必赤商定，急增深沟高垒，“以岁月毙之”（《元史·史天泽传》）。五月初，元军又在原有围城工事基础上进一步构筑环城。是月中旬，济南被完全困死。从此李璮身陷孤城，不复得出。六月初，宋军曾由海路北上，进攻沧、滨等州（均在今山东），是举或有接应李璮的意图，但未克成功。除济南、益都等大城池外，山东东路大部很快被元军规复。

　　重围之中的济南，全力作围兽之斗将近一月，士气逐渐衰落。李璮先“取城中子女赏将士，以悦其心”。以后粮饷日渐不支，又“分军就食民家，发其盖藏以继”。至六月中旬，城内粮尽力竭。“甚至截屋檐拌盐饲马；已而亦无，相将食人”。于是全城人情溃散。李璮本人也情绪低落，“日复昏沉沉”。七月十三日，璮勉强整军出战，希冀突围。但因缺粮乏力，被元军掩杀，仓皇退回城内。守军由是陆续“什佰相结、缒城以出”。至“十九夜一鼓、有大星坠于府治。李拈香而拜曰：‘李璮死于此’。于是坐庭中，以镊摘去长髭。二十日早，吩付众人出，各讨路去”。是日城溃。璮自手刃爱妾，乘舟自投城内大明湖中，因水浅未死，被元军捉获①。

　　李璮被擒后，即被带到宗王合必赤帐前。史天泽向合必赤建言：“宜即诛之，以安人心。”随即由史天泽等人会审李璮。据《前闻记》的描述，当日的审问场面说：“严相公（指严忠范）首问曰：‘此是何等作？’王（指李璮）答曰：‘你每与我相约，却又不来。’严就肋下刺一刀。史丞相问之曰：‘何不投拜？’王不答。又问曰：‘忽必烈有甚亏你处？’王曰：‘你有文书约俺起兵，何故背盟？’史唤黄眼回回砍去两臂，次除两足，开食其心肝，割其肉，方斩首。”看来史天泽很担心李璮会更多地暴露北方世侯之间在私下窥测时局，指摘朝政，甚至语涉反意的隐密，因此一反“慎密谦退”① 李毅奴哥与戴曲薛以璮檄“传行旁郡”，事觉被拘，故山西未发生实际军事对抗。见《元史》卷五，《世祖纪》二；姚燧：《徐德举神道碑》，《牧庵集》卷十八。张邦直在宋军攻邳州时，可能曾与徐邳总管李杲哥一起出降。宋军退去后，“杲哥自陈能保全州城’。元廷先原其罪，十多天后即诛杀之。张邦直在四年后被处死。

　　① 《前闻记》；《元史》卷二○六《李璮传》。又王恽《统神武颂并序》亦记曰：“癸酉（引按即十九日），有星蓬蓬，■若矢石，妖声堕空。因之出降，群凶率同”。可见流星确实促成了李璮军心的最后崩溃。见《秋涧集》卷一。

　　的稳重作风，在军前擅命处死李璮。

　　翌日，史天泽即引军东行，“未至益都，城中人已开门迎降”（《元史·史天泽传》）。李璮之乱至此完全平息。

　　三齐叛乱牵涉到很多被世祖委以文、武要职的汉人亲信。中书平章王文统与李璮长期秘密沟通，“有反状者累年”，事发后与其子王荛一同被诛。推荐过王文统的刘秉忠、张易、商挺、赵良弼等人都受到忽必烈的怀疑。商挺从关中被急召回都，受到软禁和盘查；赵良弼更被“威刑临恐，谴诃百至”①。至于史天泽在济南城下之日匆忙杀李璮灭口，回朝后则以“擅杀自劾”②。忽必烈虽未加罪责，但璮与汉地世侯们私下交通，他心里显然是十分清楚的。事实上，世侯中间走得最远的如济南张荣之子张邦直，或即已在宋兵呼应李璮从南线发动攻击时，献邳州城投降过宋朝。在汗位争端尚未完全解决的情况下，过分追究北方世侯与李璮之乱的关系，可能把他们逼到公开与朝廷对抗的立场上去，这会给世祖政权本身带来很大危害。因此，世祖很快停止追究，在政治上继续优容各地世侯，以免迫使他们铤而走险；同时也充分利用他们害怕朝廷深究的自危心理，裁削私家权力，把这些专制一方的军阀变成中央集权的专制君主统治下的文武官僚。从中统三年起，元廷先后在北方汉地实施兵、民分治，罢世侯、置牧守、行迁转法，易置汉人将领部属、将不擅兵等制度。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李璮之乱失败，进一步促成世祖政权对华北各地统治的集权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