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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塞艺苑
中国通史第八卷-中古时代-元时期 (下)
来源: | 作者:白寿彝 | 发布时间: 863天前 | 26129 次浏览 | 分享到:

  郝经的奏议显然触动了忽必烈。初召不至,隔两月忽必烈又二度遣使征召郝经入见。这使郝经深为感激忽必烈的知遇之情,他感到自己的才识有了用武之地,因而不再犹豫,毅然整装就道,于1256 年春上见忽必烈于漠南金莲川。

  会面后,忽必烈问其“咨以经国安民之道”。郝经首先以历代圣王贤君“仁民爱物”之义赢得了忽必烈的赏识和器重。继而又“上立国规模二十余条”,力劝忽必烈从长治久安着眼,“以国朝之成法,援唐宋之故典,参辽金之遗制”,“正纪纲,立法度”,“藻饰王化”,“文致太平”①,创“万世规模”。当忽必烈问及当务之急,郝经复举“天下蠹民害政之尤者十一条上之”,无不一一切中时弊。对此,忽必烈皆以为然。但因忽必烈当时尚未掌握国柄,且碍于对汉法持保守态度的大汗蒙哥,未能即行采纳郝经的建策。尽管如此,忽必烈对郝经的主张是心领神会的,他对郝经说,“时之一字最当整理。”“可行之时,尔自知之”(《元史·郝经传》)。

  果然,几年之后中统建元,“更张制度”,郝经先前的一系列建议大都见之实行,证明了他对忽必烈的重要影响。

  1258 年,蒙古大举征宋,宪宗自领一军入川蜀亲征,命忽必烈统东道兵径趋江汉荆湖一路。忽必烈立召在乡侍亲的郝经随军从征,以备顾问。但郝④ 《时务》,《陵川集》卷十九。

  ① 《与宋国两淮制置使书》,《陵川集》卷三二。

  ② 苟宗道:《郝公行状》,《陵川集》卷首。

  ① 《立政议》,《陵川集》卷三二。

  经对这次贸然攻宋是持有异议的,一路上,他多次相机进谏,表达了他对时局轻重缓急的全盘主张。

  第一次在真定,忽必烈听了郝经的劝谏后说,“令师之出,皇帝所命也,一旦事定,汝为吾使宋讲和通好,以安百姓。”第二次是在路经濮州时,忽必烈得到南宋令各路严防备边的谍报后交付部属商议。郝经明白表示:“古之一天下者,以德不以力。彼今未有败亡之畔,我乃空国而出,诸侯窥伺于内,小民凋弊于外,经见其危,未见其利也。”因此他劝忽必烈“结盟饬备,以待西师”,“修德简贤,待时而动”。

  郝经的议论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忽必烈的重视,他委派郝经为江淮荆湖南北等路宣抚副使,先行一步到江汉等地“布恩信、纳降附”。

  行至唐、邓一带,郝经得知宪宗一军在川蜀师久无功、进退维谷,便又一次上书进谏,从治国之道及战略的高度深刻剖析了此番出师不利的内在原因。他认为就根本而言,失利在于连年用兵,国力不济,难以继续支撑规模浩大的征伐举动。而从军事战略上讲,则是由于主攻方向的选择错误,放弃了蒙古以往出奇制胜善于野战的特长而一味攻坚所致。为“救已然之失,防未然之变”,郝经建议:上策是息师抚民,厚植根本,待内部稳固后再行大举;如这条难以遽行,退求其次,也应及时调整战略步署,“假西师以为奇而用吾为正”,实行“三道并进”和“先荆后淮、先淮后江”的作战方略(《元史·郝经传》)。日后元朝的灭宋之战便大体遵循了这一战略思想,再次证实了郝经的远见卓识。

  然而,在当时情况下,郝经的奏议上报后未见采用,忽必烈统领的东师一发便不可收。八月,大军行抵长江边。九月,宪宗在川蜀殒命的死讯正式传至忽必烈军中①。忽必烈却仍无意北还,又渡江包围了鄂州(今湖北武昌)。不料“攻城百余日而不能下”(《元史·张柔传》),在此形势下忽必烈还举棋不定,再次召集部属会商以定行止。郝经因此第四次进言,力主迅速班师撤兵北归。在《班师议》中,郝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忽必烈孤军深入,“役成迁延”所处的险境及蒙古后方隐伏的重要内乱危机。为“销祸于未然”,免蹈前人覆辙,郝经力谏忽必烈“断然班师,亟定大计”,尽快北上夺取最高权力,以稳定社稷人心。

  郝经的忠告很快为阿里不哥括兵争位的急报所验证。至此忽必烈才终于下决心退兵北还,弭平内乱。

  使宋被囚,著述不辍1260 年,忽必烈在开平登基,建元中统。为稳定南部边界以专心对付阿里不哥的挑战,忽必烈决定派郝经为国信使,以翰林侍读学士的身份,佩金虎符赴南宋“告即位且定和议”(《元史·郝经传》)。

  临行前,忽必烈赐酒并征询对军国大事的主张。郝经就应行急务草成《便宜新政》十六事条奏上闻。这些条款包括置省部、建监司、行宽政、明赏罚、② 《再与宋国丞相书》,《陵川集》卷三八。

  ① 见《元史》卷四《世祖纪》一。按:郝经《班师议》中称忽必烈行至汝南时(约在八月)就曾听到蒙哥死讯。《成吉思汗的继承者》页229 载,忽必烈以为是谣传而未听信。故此处据《元史·本纪》所载,九月,宗王穆哥遣使来告为正式通报。

  罢冗官、总钱谷等项内容,其中以定都邑和建储贰两条最为重要。前者建议将政治中心从漠北草原南迁至形胜之地的燕京,以控制全国的局势;后者则建议仿照汉制预立储君,以杜绝蒙古旧制在确立皇位继承人问题上一再发生的危机。

  由于郝经的建策大都事关紧要,切合实际,所以此后几年里得以次第施行,对推动忽必烈政权向传统中原封建皇朝的转化起了积极作用。当然,忽必烈“附会汉法”是出于历史的必然和众多汉臣共同影响的结果,但郝经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无疑是不可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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