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实施攻取大理、包抄南宋的战略计划，1252 年7 月，忽必烈统兵攻大理，姚枢从行。大军行至曲先脑儿时，忽必烈摆设夜宴。姚枢即陈宋太祖遣曹彬取南唐不杀一人、市不易肆事。翌日，出发行军时，忽必烈在马上大① 《姚枢神道碑》，《牧庵集》卷十五。

　　声对姚枢说：“汝昨夕言曹彬不杀者，吾能为之，吾能为之！”

　　1253 年，蒙古军驻夏六盘山。姚枢受命以王府尚书身份宣抚京兆，与杨惟中、孛兰等人共治关中，史称“旬月之间，民大和浃，道不拾遗”。入秋以后，姚枢复随忽必烈由陇西南进，穿过吐蕃东部，攻至大理城下。他先遣三使入大理诏谕。大理守将尽杀蒙古使节。但是忽必烈攻入大理城后，依然饬令姚枢“尽裂帛为帜，书止杀之令，分号街陌”，由是“其民父子完保，军士无一人敢取一钱直者”。姚枢等人举曹彬事迹为止杀之谏，似乎对忽必烈造成了十分深刻之印象。

　　1254 年春，忽必烈北归，驻军六盘山。这时姚枢有病，于是忽必烈又用他为劝农使，协助关西道宣抚使廉希宪治理关中地区。姚枢不顾疾病缠身，“身至八州诸县，谕上重农之旨，凡今关中桑成列者皆所训植”。自金末丧乱以来，关中为战乱所残破，“城郭萧条，不见人迹”①。经过几年的治理，政治、经济状况有所好转，儒学教育也得以逐渐恢复。

　　蒙哥即位以来，忽必烈在汉地势力和声望大大提高。1256 年，蒙古贵族中有人在蒙哥面前进谗言，称“王府得中土心”，王府人员“擅权为奸利事”②，告发忽必烈。本于对忽必烈的猜忌之心，1256 年，蒙哥派出他的亲信、大必阇赤阿兰答儿到关中“钩考”钱谷。阿兰答儿倚仗大汗声威，扬言除史天泽、刘黑马以外，对汉地其他世侯和忽必烈委任的关中及河南官员们都有擅杀之权。忽必烈与蒙哥的矛盾呈现恶化的趋势。在关键时刻，姚枢向忽必烈进言：“帝君也，兄也；大王为皇弟，臣也。事难与较，远将受祸，莫若尽王邸妃主自归朝廷，为久居谋，疑将自释。”当时忽必烈犹豫不决。第二天，姚枢又一再敦劝忽必烈返回漠北，以屈求伸。忽必烈思之再三，终于断然回答：“从汝、从汝。”冬十一月，他先后两次遣使见蒙哥，表白自己归牧于岭北的心迹。得到蒙哥的诏许后，忽必烈即驰归和林。兄弟相见，忽必烈“立酒尊前，帝酌之；拜退，复坐。及再至，又酌之。三至，帝泫然，上（忽必烈）亦泣下，竟不令有白而止”。蒙哥于是敕罢钩考。

　　钩考虽然停止了，忽必烈仍然被解除兵权，留居岭北。然而一年之后（1258），由于进攻南宋的蒙古东路军的连连失利，蒙哥不得不再次委任忽必烈率军南下。忽必烈仍以姚枢从行。南宋“贾似道闻公咨谋军中，比为王猛”。

　　1259 年，蒙哥死于四川征宋前线，忽必烈当时已逼近鄂州，因为担心留镇漠北的幼弟阿里不哥欲谋称汗，便匆忙在鄂州城下与宋订立和约，随即北归。1260 年春，忽必烈在开平（会内蒙古正蓝旗东）举行忽里台大会，即位称帝，建元中统。蒙古帝国的统治重心从此由漠北转移到漠南汉地。

　　与元初权臣的矛盾忽必烈称汗不久，阿里不哥也在和林宣布即位，兄弟之间的争位战争便不可避免地爆发了。以漠南汉地为基础与阿里不哥抗衡的忽必烈，失却了黄金家族多年以来积聚在漠北汗庭的大笔财富作为凭依，亟须通过增括中原财赋来支持新政权。在史天泽、张易等人推荐下，元廷起用王文统为中书省平① 《故宣差京兆府路田公墓志铭》，《寓庵集》卷六。

　　② 《平章廉文正王》，《元朝名臣事略》卷七。

　　章政事，由他主持更张庶务，全面负责汉地的钱谷大计和行政事宜。王文统原来是益都世侯李璮的幕僚和岳丈。他曾在前朝以经义登第，但同时又精权术，擅机变，不肯拘泥于儒家的纲常名节，所以被窦默等人斥为“学术不正”。在理财治国的问题上，他一反当时文章派和理学派儒臣们一致倡言的舒缓民力、“藏富于民”之类主张，而把政策侧重点置于管理财赋，增加国家收入方面，这一点恰好深中忽必烈的心意。因此，中统年间，备受忽必烈宠信的朝廷重臣偏偏是善于理财，“敷对明敏”的王文统，而不是精于义理、言必称节用爱民的迂儒。

　　姚枢等人与王文统之间的门户之见，似乎在中统之前双方就已有所冲突。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以潜邸旧臣为十路宣抚使，分行中原汉地，以安定各地政局，姚枢受命为东平宣抚使，乃以“文统新当国，彼将以我夺其位”为由不陛辞，直接之郡。二年七月（1261），元廷立燕京行中书省，统领中原政务。十路宣抚使的建制，约在这年撤除。或许应在此前后，姚枢回到朝廷。倾心义理之学的儒臣们似乎在世祖面前进行过推翻王文统的活动。史载窦默曾与姚枢、王鹗等人在忽必烈面前批评王文统，说不可让他久居相位，并推荐许衡为相。这场政争的详情现在已难以确知，关于姚枢在此时的行迹也没有直接的史料可资推究。但是，在隐居苏门时期所结成的深交，大约使他不会与窦默、许衡的活动完全无关。正因为如此，王文统才会始终不移地把姚枢同许衡、窦默等人一起视为威胁自己地位的政敌来加以排斥，于是讽奏以姚枢为太子太师，窦默为太子太傅，许衡为太子太保。太子师傅的地位不算不高。但对姚枢这样以治国平天下的佐王之材自期的人来说，此举明显地有将他从权力中枢排挤出去的意图。姚枢遂以“皇太子未立，安可先有太师”为辞拒授。同年八月，被改授为大司农，管理农桑、水利等务。中统三年春，益都世侯李璮发动兵变。早在正月底，当李璮留质于燕京的儿子李彦简刚刚从燕京逃走时，忽必烈便马上召姚枢问对，要他预测李璮动向。根据姚枢判断，李璮叛变后有三种战略可供选择，“使璮乘吾北征之衅，濒海捣燕，闭关居庸，惶骇人心，为上策。与宋连和，负固持久，数扰边，使吾罢于奔救，为中策。如出兵济南，待山东诸侯应援，此成擒耳”。忽必烈追问：“今贼将安出？”姚枢断然对曰：“出下策。”事态的发展证实了姚枢的观察和预见是十分敏锐、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