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他心爱的妻子的面影在他眼前总还是那么鲜活，使他很难心安理得地引颈就戮，他对生命很执著，极其难以割舍。好不容易在这边慢慢撬松了，那边却又咬合了；把力气用到那边，略有进展，这一边却又关闭了。他感到万千愁绪滚滚而来，不禁心潮澎湃，心急如焚，无法做到听天安命。即使他确实平静了一会儿，在他死后还要活下去的妻儿却似乎又在抗议，把那平静叫作了自私。 

　　不过，这也只是刚开头时的事。不久之后，他想起他所面临的命运之中并无耻辱的成份，又想起还有无数的人也曾含冤受屈走过同一一条路，而且每天有人从容走过，便也鼓起了勇气。然后他想起要让他的亲人将来能处之泰然，自己现在也必须能处之泰然，这样，他才逐渐稳定下来，心里也好过一些，这时他的思想达到了更高的境界，从上天汲取到了安慰。 

　　在他被判处死刑的那天天黑之前，他已在临终的道路上到达了这种境地。他可以买纸笔和灯烛，便坐下来写信，直写到牢里规定的熄灯时间。 

　　他写了一封长信给露西，说在她告诉他之前他并不知道她父亲被幽禁的事，又说在那篇手稿宣读之前他跟她一样并不知道自己的父亲和叔叔对这场苦难所负的责任。他曾对她解释过他何以没有告诉她他已放弃的姓氏，因为那是她父亲对他俩订婚所提出的唯一条件，也是在他们结婚那天早上他所要求的唯一承诺＿＿现在看来这要求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他要求她，为了她父亲的缘故不要去打听他是否已忘掉了这份手稿，也不要去打听很久以前那个星期天在花园里的梧桐树下那有关伦敦塔的谈话是否暂时或永久让他想起了那份手稿。若是他还清楚记得，便无疑是以为它已随着巴士底狱一起毁掉了，因为他发现向全世界宣传的巴士底狱囚犯遗物中并没有这件东西。他请求她——虽然他也说用不着他提醒——用一切她所能想出的委婉办法去说服父亲，让他明白一个事实：他并没有做过任何应当负责的事，相反他倒是为了他们一直忘了自己。他希望她牢记自己对她最后的充满感激之情的爱和祝福，希望她节哀顺变，把她的爱奉献给他们亲爱的孩子。他们是会在天堂重逢的。他还恳求她安慰她的父亲。 

　　他以同样的口气给她的父亲写了一封信，向他重托了妻子和孩子。他用十分郑重的口气作出委托，希望他振作起来，不要感到绝望，不要沉溺于回忆——他担心他会出现这种倾向——那是很危险的。 

　　他向罗瑞先生托付了全家，安排了他的世俗事务。写完这些，他又加上许多话作为结束，表示了深沉的友情和殷切的怀念。他没有想到卡尔顿。他心里塞满了别人，一次也没想到他。 

　　熄灯之前他写完了信。他躺上草荐的时候只觉得已跟这个世界永别。 

　　但是这个世界却从梦中召回了他，在他面前露出了辉煌的形象。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已被释放了，轻松愉快地跟露西一起自由幸福地回到了索霍老屋，虽然那屋跟它真正的样子已完全不同。她告诉他，这一切都只是一场梦，他根本没离开过家，一阵脚步之后，他又被砍了头，死了，平平静静地回到了她身边，一切都没有变。又是—阵昏沉，他在幽暗的清晨醒了过来。他已想不起自己在什么地方，出了什么事，直到他突然想起，“今天是我的死期！” 

　　就这样他度过了这几个钟头，进入了那五十二个人头就要落地的日子。此时他心情泰然，只希望一言不发、勇敢地迎接死亡。但他清醒的头脑里却突然思潮起伏，出现了种种难以抑制的新的活动。 

　　他还从来没见过那部快要结束他生命的机器。它离地有多高？有几步？他会被押到什么地方站住？别人会怎样碰他？那碰他的手是不是染红了的？他会不会是第一个？也许是最后一个吧？这些问题，还有许多类似的问题都无数次不由自主地闯进他的心里，并反复出现。种种思想都与害怕无关；他丝毫不觉得害怕，它们只仿佛产生于一种奇怪的无法摆脱的欲望，想知道到时候该怎么办。那件事时间那么短促，而他的欲望却是那么不相称地巨大，这种心理倒不像是产生于他自己，而是产生于他内心的某种精神。 

　　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消逝，他不断地走来走去。钟声报着他以后再也听不见的时辰。九点永远过去了，十点永远过去了，十一点永远过去了，十二点也快要来到而且过去。在跟刚才困扰着他的那些奇怪的思想活动狠狠地斗争了一番之后，他终于控制了它们。他不断走来走去，对自己悄悄重复着亲人的名字。最艰苦的斗争过去了。他可以全无杂念地徘徊，一心只为自己和亲人们祈祷了。 

　　十二点永远过去了。 

　　他收到过通知，最后的时辰是三点。他知道押走的时间会早一点，死囚车还得在街上缓慢沉重地颠簸呢！因此他决心把两点钟记在心里，作为那件事的时辰。在那之前他得让自己坚强起来，然后再去让别人坚强。 

　　他把双臂抱在胸前从容沉着地走着。他跟曾在拉福斯监狱走来走去的那个囚犯已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他听见一点钟敲过，离开了他，并不感到惊讶，这一小时跟别的一小时完全一样长。因为恢复了自我控制，他真诚地感谢上天，想道，“只有一个钟头了。”他于是又走了起来。 

　　门外的石头走道上有脚步声，他停了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