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小引追寻毛泽东 董必武投来关注的目光 2

    “五四运动促成了中国工人运动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合，在五四运动的后一年，先后在中国好几个中心城市，如：上海、北京、长沙、汉口、广州、济南等地，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中国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选举了十二个代表(引者注：现在也有人认为应是十三个)，在中国工业的中心和当时的工人运动中心——上海，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第一馆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故址。在三十一年以前，这里是望志路一○八号，现在是兴业路七十八号，也是黄陂南路(即前贝勒路)树德里七号。这是一座临街的两层的普通弄堂房子。在三十一年以前，即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引者注：实际上应是七月二十三日)，中国共产党就在这座房屋的楼上(引者注：后来经董必武等实地回忆是在望志路一○六号楼下)，正式成立了。当时出席的代表十二人，代表了约五十个党员。毛泽东同志代表湖南党的组织。当时会议室的布置很简单，只有一个大菜台，周围可坐十余人。……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章(引者注：应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党章是中共“二大”通过的)，选举了党的中央机关，组织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在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共产主义为目标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    

    就在消息见报的当天上午十一时，上海市市长陈毅以及潘汉年、方毅、刘长胜、陈丕显、王尧山等赶往兴业路，参观了中共“一大”会址。    

    当天，苏联塔斯社记者闻讯，也赶到兴业路。于是，在上海发现中国共产党“一大”会址的消息，迅速传到了国外。    

    不过，那时，兴业路七十六号上的“恒昌福面坊”几个大字，仍刷在墙上。屋里，则挂起了马克思像、列宁像以及毛泽东手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这年冬天，国家文物管理局局长王冶秋从北京来，参观了中共“一大”会址之后，说了一番很重要的话：“革命历史纪念馆的布置应该完全恢复当年原状，使来馆景仰者能想象当时情景生肃然起敬之感。”于是，马克思像、列宁像、毛泽东手迹被取下来了——因为当年开会时，墙上没有挂。于是，“恒昌福面坊”招牌被铲掉了，巨大的“酱”字被铲掉了，外墙上的石灰被铲掉了，“混水墙”变成当年的清水墙——露出了青砖与红砖。    

    王冶秋还叮嘱：“做成模型送北京。”    

    模型在一九五三年春做好了。这年六月十九日，中共上海市委派沈子丞带着模型前往北京，送到中共中央宣传部。    

    王冶秋、胡乔木看了模型之后，转呈毛泽东、董必武观看。    

    董必武看了说：“是这座房子。”    

    毛泽东看了则说：“叫包惠僧去上海看一看。”    

    于是，一九五三年八月十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李兰天、杜民奉命来到北京西四羊市大街四十八号，寻访内务部研究员、五十九岁的包惠僧。他本名包道享，又名包晦生，后来改名包惠僧。他也是中共“一大”的出席者，历尽风风雨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从澳门返回北京，安排在内务部工作。毛泽东记起了这位老朋友，要他写点回忆文章，并到上海实地踏勘。    

    一九五四年三月，包惠僧与李书城夫人薛文淑一起来到上海。包惠僧出席过中共“一大”，而薛文淑则是当年望志路一○六号的女主人。他们详细回忆当年的情景，使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布置越来越接近于原貌。只是薛文淑指出会议是在楼下开的，一时定不下来——因为李达说是在楼上开的。当然，薛文淑的回忆，显然比李达可靠。因为薛文淑是那里的主妇，天天在楼下吃饭，餐桌便是那张长方桌，而中共“一大”的代表们是围着长方桌开会的，理所当然是在楼下。    

    不过，薛文淑没有出席会议，而李达是中共“一大”代表，李达的话势必比薛文淑更富有权威性——尽管李达只在那里开过几天会。人们仍遵从李达的意见，把会议室布置在楼上，供人瞻仰。    

    一九五六年春节，事先没有接到任何通知，一辆轿车驶入兴业路。从车上下来一位白发长者，留着白色髭须，那面孔是报上照片里常可见到的。哦，是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中共“一大”代表、七十岁的董必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