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一九二四年九月注册，生日只写“一八九二年”。    

    真是个道地的怪人，他的生日怎么在不断“变化”着，每一回都不一样!赶紧去查日本一九四一年出版的《日本名人录，附满洲国及中国名人》，查到陈公博，生于一八九○年，广东南海人。这表明陈公博很可能就是那位“Chen Kungｐｏ”：他的生日不断“变化”，大概是因为他不会把中国阴历换算为公历。他的生日可能是阴历八月二十八日，头一回写的是阴历。第二回换算成公历而又少算一日——应是九月三十日。第三回也许是笔误，也许又一次算错，写成“一八九二年”。至于把出生地写成“广州”，是因为广东南海的名声太小，美国人不熟悉，干脆写成“广州”。那么，陈公博怎么会写起《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呢?韦慕庭在仔仔细细读毕《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之后，认为这篇论文倘若不掺杂着虚假的话，将是一重大发现：此文论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极为难得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早期历史文献——写于中共“一大”之后的第三年。此文的重要性还不在于论文本身，而在于它的附录。附录全文收入六篇文献：    

    附录一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一九二一年)；    

    附录二中国共产党关于党的目标的第一个决议案(一九二一年)；    

    附录三中国共产党宣言(一九二二年七月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    

    附录四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一九二二年)；    

    附录五中国共产党章程(一九二二年)；    

    附录六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宣言(一九二三年)。    

    在这六篇附录中，附录一、二、四、五是散失多年，连中国共产党自己也未曾找到的重要历史文献!作为历史学家，韦慕庭搁下了手头别的工作，全力以赴来考证这篇一九二四年的硕士论文。他把论文交给了多年的合作者——夏连荫女士，请她对论文本身进行初步评价。    

    他自己则集中力量，考证那个陈公博：他拜晤了纽约市立大学的唐德刚博士。几年前，唐博士曾一次次访问当时侨居美国的胡适博士，为胡适录音，写作《胡适的自传》。唐德刚熟知中国的情况，何况胡适当年也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哲学系，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七年)。胡适参加过《新青年》编辑工作，后来担任过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北京大学校长，后去台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甚至与蒋介石竞选“总统”。唐德刚迅速地向韦慕庭提供了许多关于陈公博的背景材料。唐德刚读了那篇论文，对文中一些疑难之处作出了解释。    

    他从纳撒尼尔·B.塞耶先生那里，得到了日文的关于陈公博的材料。他从中得知，陈公博写过一本回忆录《寒风集》，内中谈及参加中共“一大”的经过——陈公博当年也是中共“一大”代表!    

第一部分：小引追寻美国发现中共“一大”文献 2

    他千方百计寻觅《寒风集》。虽然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洛氏大楼顶层收藏了许多中文书籍，但是却没有《寒风集》。他求助于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也找不到这本书。当他得知堪萨斯大学正在跟住在香港的中共“一大”代表张国焘联系出版回忆录时，韦慕庭给张国焘写了信，问他有没有《寒风集》。张国焘此人，跟陈公博一样，最初参加过中共“一大”，是中共早期重要活动家之一。后来，他成了中共的叛徒，不得不在一九四九年冬躲到香港栖身。他给韦慕庭寄去了《寒风集》。    

    韦慕庭以急切的心情，赶紧打开一九四四年十月由上海申报社所印的《寒风集》。此书分为甲篇、乙篇两部分。甲篇是陈公博写的自传性回忆文章：《少年时代的回忆》(写于一九三五年)；《我的生平一角》(写于一九三三年)；《军中琐记》(关于一九二六年北伐的，写于一九三六年)；《我与共产党》(写于一九四三年)；《改组派史实》(写于一九四四年)；《补记丁未一件事》(写于一九四四年)。    

    乙篇则是陈公博的文学作品，收入《我的诗》、《偏见》、《了解》、《贫贱交与富贵交》、《不可为的官》、《上海的市长》、《海异》。    

    韦慕庭的目光，停留在甲篇第一九一页起的《我与共产党》一文。这篇文章可以说用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了“Chen Kungpo”即陈公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