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怎么说，蒋介石的一系列“左”派言论、“左”派举动，在公众中造成他是国民党左派领袖的形象。不过，在暗地，在私下，蒋介石对于共产国际，对于中共，早已防了一手。他在一九二六年三月八日的日记中写道：“革命实权非可落于外人之手。即与第三国际联络亦应订一限度，妥当不失自主地位。”三月九日，他又写道：“共产分子在党内活动不能公开，即不能相见以诚。”蒋介石的心态变得异常，行动变得诡秘起来。    

第一部分：最初岁月爆发“中山舰事件”

    毛泽东毕竟是农民的儿子，他熟悉农民，热心于农民运动。他在担任国民党的代理宣传部长之后，又兼任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七日的广州《民国日报》报道：昨日决定开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选定广州番禺学宫作为讲习所所址，毛泽东为所长。正当毛泽东忙于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时候，蒋介石却在三月十七日的日记中，写下愤懑不已的话：“所受痛苦，至不能说，不忍说，是非梦想所能及者。政治生活至此，何异以佛入地狱耶！”也就在三月十七日这一天，周恩来从汕头回到广州。机敏的周恩来马上发觉蒋介石神色不对，而且跟国民党右派人物接触频繁。因为他与蒋介石共事已久，颇知其底细。周恩来当即把蒋介石动向异常的消息告诉张太雷。那时，张太雷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长，并担任苏联顾问翻译。周恩来要张太雷马上把这一情况告诉苏联首席军事顾问季山嘉。季山嘉听罢，并没有当成一回事。    

    历史证明：周恩来的观察力是那般敏锐，判断是那样准确，而他发出的“预警”讯号又是那么重要！翌日——三月十八日傍晚，广州文德楼，正在寓所的李之龙，忽地接到一封由专人送来的重要公函。    

    二十九岁的李之龙，湖北沔阳人，十五岁时便加入了国民党。十九岁入烟台海军军官学校。一九二一年底，二十四岁的他，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四年春，他奉命到广州担任苏联顾问鲍罗廷的翻译兼秘书。不久，他进入黄埔军校，成为一期学生。后来，他调到黄埔军校政治部，受周恩来直接领导。一九二五年十月，他担任海军局政治部少将主任——他原本在海军军官学校学习过。一九二六年二月，海军局局长、苏联人斯米洛夫回国，由李之龙担任海军局代理局长、参谋长兼中山舰舰长，授中将衔。    

    要函全文如下：    

    敬启者，顷接教育长电话，转奉校长命令，着即通知海军局迅速派得力兵舰二艘，开赴黄埔，听候差遣等因，奉此，相应通知贵局，速派兵舰二艘开赴黄埔为祷。此致海军局大鉴。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驻省办事处启三月十八日函中提及的“校长”，便是蒋介石。“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黄埔军校，不久前改用此名。“教育长”，则指邓演达。来人乃海军局作战科科长邹毅所派。接到公函，李之龙照办，当即写了两份命令，一份给中山舰代理舰长章臣桐，一份给宝璧舰舰长。    

    中山舰，原为永丰舰。当年陈炯明叛变时，孙中山便避难于此舰，蒋介石与孙中山共度患难亦在此舰。孙中山去世之后，为了纪念他，此舰改名为中山舰。中山、宝璧两舰接李之龙命令，便起锚驶向黄埔。十九日清晨六时，宝璧舰在天色朦胧之中抵达黄埔。一小时后，中山舰亦驶抵黄埔。既然两舰是“接教育长电话”、“转奉校长命令”而驶往黄埔的，抵达黄埔后当即向校长蒋介石报告。蒋介石不在黄埔。于是，两舰向教育长邓演达报告，而邓演达竟不知有调两舰来黄埔之事！    

    此事如此蹊跷，后来经调查，才知是误传命令：原来，有一艘上海商船在黄埔上游遭劫，请求救援。于是，三月十八日下午四时，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厅主任孔庆睿便命令管理科科长赵锦雯派舰一艘，前往援救。赵锦雯又把任务交给科员黎时雍去执行。黎一经了解，黄埔附近无舰可派，便打电话到广州，请该校驻省办事处办理。电话是办事处股员王学臣接的。王学臣又打电话，请示办事处主任欧阳钟。不巧，电话话音不清，欧阳钟没有听明白是何人指示，也就猜想一定是教育长的指示。派舰一艘，也被误听为派舰二艘。欧阳钟知道，此事只有请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下命令，才能调动兵舰，而单凭教育长邓演达的电话指示还不够，于是他又加上了“转奉校长命令”。欧阳钟的公函送至海军局，李之龙不在局里。作战科科长邹毅接此公函，派人送到李之龙家中。李之龙见是“奉校长命令”，不敢怠慢，当即照办了……邓演达疑惑不解，嘱令两舰原地待命。正在此时，李之龙又接到通知，说是联共（布）中央使团要求参观中山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