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明世宗实录》卷四，正德十六年七月己未条。

　　② 《明世宗实录》卷三，正德十六年六月。

　　③ 《明世宗实录》卷二一一。

　　其庄田的构成比例为：钦赏者占73％；奏讨者占26.2％；自买者占0.8％。这个材料对于了解明代各类庄田的来龙去脉，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第三个共同特点是，各类庄田的要害和实质，都是按照各自的政治权力，进行经济利益分配。换句话说，就是占夺、蚕食国家税粮（田租）。结果造成“奸伪百出，私门日富，国计日亏”①。因为：其一，这些庄田往往是“名为钦赐庄田，而册籍不载者”②。册籍不载，就是隐占，租粮收入自然全归隐占者所有。

　　其二，明初洪、永二朝，为了复兴社会经济，改变农村生产面貌，规定在山东、河南等处允许农民尽力开垦，凡“额外垦荒者，永不起科”③，永远不纳租税，即所谓“永不起科田”。这部分田地，后来不少被侵夺，成为庄田地土。农民的血汗田变为权贵者免纳租税的家业。

　　其三，势要之家“所奏请，多指民间垦田为之荒地”④。原来已经纳税的成熟田，被捏称为“荒地”，然后奏求强占，税粮也就成为他们的囊中物。其四，民田和官田的佃种者，在其所种的田土被强夺或进献以后，往往是照旧“纳无地之税”，而庄田主则“得收有田之租”⑤。

　　其五，各类庄田，由于“倚势兼并”，数额巨大，“田连阡陌”，真正由其家人、家奴，或私役军士耕种的，只是少部分，大多数都是出租给佃民耕种。于是他们就在租额上绞尽脑汁，大做文章，花样百出。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不按国家规定的租额征收。“如各王府往往营谋增置庄所，或因其近便而占夺，或托为官业而奏讨，纵令旗校，加倍征租。又如各侯伯等官，强佃官地，召民转种，倍数收租。及民居既久，辄诡称造府，威逼迁移，小民惜费惧威，倍加租利”①。于“旧正额外，多方掊克，苛暴万状”。按规定：一般是每亩征子粒（租税）八升，而过取“至今五升者，民不能堪”②。过取之数，亦无疑俱流入他们的腰包。

　　其六，逃避差徭。按制度规定：各种庄田，“除皇庄外，无不出办差徭者，..品官蠲免，皆有定数，即皇亲勋臣之家亦无全免之理”③。王府庄田、勋戚庄田、中官庄田等等，凡“钦赐田地，佃户照原定则例，将该纳子粒送本管州县上纳，令各该人员关领，不许自行收受”④。而且必须同时出① 《明孝宗实录》卷二一○，弘治十七年四月甲寅条。

　　② 《明穆宗实录》卷二七，隆庆二年十二月丁酉条。

　　③ 《明史》卷七七《食货一·田制》。

　　④ 《明世宗实录》卷一三○，嘉靖十年九月己卯条。

　　⑤ 《明武宗实录》卷三七，正德三年四月甲午条。

　　① 《明孝宗实录》卷一九○，弘治十五年八月乙酉条。

　　② 《明宪宗实录》卷二四○，成化十九年五月癸丑条。

　　③ 《明神宗实录》卷三五三，万历二十八年十一月丁卯条。

　　④ 《明神宗实录》卷五二九，万历四十三年二月辛巳条。

　　办徭役，即使是“宗室买田不输役者，没官”。后来，各类庄田多令“自行管业”，“自收其课”，非但地方政府不得干预，且有“尽免其徭”者，致令“军国费用靡所出”。

　　其七，管庄之人额外科索。皇庄，由太监经管。“管庄内官（太监）假托威势，逼勒小民，其所科索必逾常额”，“使利归群小”⑤。王府庄田的官校也从中大肆贪污。“王府所入不过十二三，而官校以下侵冒常十七八”①。勋戚庄田，“管庄之人，诛求无厌”，以致“征租害民，打死人命”②。关于各类庄田，以及其他官、民田的经营方式及其地租形态，因本书另有赋役制度专章叙述，故这里从略。

　　⑤ 《明武宗实录》卷十，正德元年二月乙卯条。

　　① 《明世宗实录》卷一三○，嘉靖十年九月己卯条。

　　② 《明孝宗实录》卷一五七，弘治十二年十二月戊戌条。

　　第三章户口制度自秦始皇迄清朝灭亡，在漫长的两千多年中，中国都是实行君主专制主义集权的政治体制，国家的权力归于皇帝，皇权至高无上。经过汉、唐、宋、元以来的不断完善，到了封建社会晚期明代，皇权进一步强化，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大权，皆由皇帝一人独断。君主极端专制主义至此最终确立。这是两千多年来，中国君主专制集权制度的重大发展和变化。

　　但是，这种发展和变化，并没有改变皇权存在的物质基础。这个基础就是人户和田土。任何一个政权，一旦失去它们，就势必无法生存。

　　管理户口和田土，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而且事关军国大计，非抓不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与历代封建帝王一样，从一开始就深刻地认识到这项工程的极端重要性，对户口和田土问题始终常抓不懈。并为此颁定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以及相应可以具体操作的方法和规程，以确保封建国家的赋税收入与徭役征发，巩固皇权统治。

　　户口，包括户数和口数。这两个数字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至关重要的。

　　在以农为本的封建时代，户口的升降影响更大。它不仅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速，而且被看作是国势盛衰的象征和标志。因此，户口制度历来都受到高度重视。在封建国家制定的各种典章制度中，户口制度往往置于首要地位（在官修的“正史”中，户口常常列为经济政策《食货志》的首篇），并付诸实践，时时命官进行普查登记、核定册籍，实行层层管理，措施亦颇为严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