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社八屯，社即周司徒所谓各以其土所宜，木名社于野是也。屯者，以先世民尚稀，迁朔方关右民屯田焉。当时迁民多于郭西，亦民屯所谓西关厢屯是也。然无其实数，窜民因为奸。..盖社民狃此土故占地广，赋役倍输之屯，屯益繁，地不能给用，不常逃复，于是诡社避差。..”①不论是自耕农民，还是国家佃户，就阶级关系而言，他们都是直接承担国家赋役的民户，是封建皇权的阶级基础。由于大量无主田地可供这些农户们开耕，所以一般来说，他们并不存在丧失土地或者沦为地主佃户的问题，当时农民的流亡，大多是由于赋役过重，无力承担。刚刚处于恢复之中的小农经济，禁不起哪怕是稍加的压力，不期而税或者大户的靠损，都会造成小农的破产。但是在明初，即使是破产流亡的农民，他们的最终结果也只能是还乡复业（或者有少量被移民屯种）。这种特殊情形之下，明初的农村社会阶级结构中，便形成了以有田地农户为主体的结构特征。这种情形一直保持到了正统间土地兼并日趋严重以后。随着土地兼并的日趋严重，失去土地的农民逐渐沦为地主或者贵族们的私人佃户，明初那种以自耕农民为主体的社会阶级结构也就一去不复返了。

　　农户既然有田地耕种，并且承担官府赋役，因此他们与其对立的阶级——地主阶级的矛盾，也就处于了相对缓和的时期。这时候的封建国家为了保证国家的正常财政收入，对于地主阶级势力的发展采取了限制甚至打击的策略。在朱元璋亲撰的《御制大诰》中，除有关吏治的案例之外，也有相当多的关于惩治农村中豪强地主的案例。但是明政权毕竟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权，它从根本上维护的最终只能是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所以到了建文以后，地主阶级的势力便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当燕王朱棣起兵夺位的时候，江南一带便已经出现了农民起而响应，攻杀地方大户的情形。当然，这只是阶级矛盾激化的一点苗头，真正阶级矛盾激化则是正统以后的事情了。正统十三年（1448）福建沙田的邓茂七起义便带有明显的阶级对立特征，而与明初那些带有明显宗教起义传统或者直接针对国家赋役的起义有所不同。茂七“尝佃人田，例于输租外，馈田主以薪米鸡鸭，茂七始倡其民革之。又以输租于远者，令田主自运而归，不许辄送其家。田主诉于县..县闻于上司..。至是惧讨，乃刑白马，歃血誓众，遂举兵反”①。农村中田主即地主，与农民即佃户之间的矛盾开始走向激化。

　　明中期以后，虽然总的趋势是土地兼并日益加剧，但是南北不同地区农民的情况也有一些不同的变化。例如北方地区，由于一般情况下相对地广人稀，农民可以有田地耕种。明宣宗曾经在他的一篇名为《耕夫记》的谈话记录中写到宣德时北方农民的情况：庚戌春暮，谒二陵归，道昌平之东郊，见道旁耕者跽而耕，不仰以视，不辍以休。召而问焉，曰：“何若是之勤哉？”跽曰：“勤，我职也。”曰：“亦有时而逸乎？”曰：“农之于① 黄瑜：《双槐岁抄》卷六。

　　田，春则耕，夏则耘，秋而熟则获，三者皆用勤也，有一弗勤，农弗成功，而寒馁及之，奈何敢怠？”曰：“冬其遂逸乎？”曰：“冬，然后执力役于县官，亦我之职，不敢怠也。”②这段谈话生动地勾画出了当时北方自耕农民的生活状况。但是宣宗所看到的其实并不能代表当时农民的普遍状况。这只能说明，在没有天灾人祸，没有发生土地兼并的情况下，农民尚可以勉强维持基本的生活。一旦发生天灾人祸，农民的生活便无法维持了。仁、宣时期是明朝从开国到守成的变化时期。当时所推行的一系列相对宽松的政策，对于改变农民生活状况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从有明一代的情况来看，下层农民即小农们的生活，一直是贫苦不堪的。从仁、宣之后，到正统间农民流亡的情况便已是日趋严重，成、弘以后，北方农民贫困化的情况并无丝毫改变，正德末年杨廷和所谈北方的情况与宣宗的《耕夫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各地水旱相仍，灾异迭见。岁用钱粮，小民拖欠数多，各处军士月粮，经年无支，该镇奏讨，殆无虚日。欲征之于民而脂膏已竭，欲取之于官，而帑藏已空。闾阎之间，愁苦万状，饥寒所迫，啸聚为非者，在在有之。其畿内州县及山东、河南、陕西等处，盗贼百十成群，白昼公行劫掠。居民被害，商旅不通。①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显然不仅仅是水旱灾异。我们看到的永乐十九年迁都后北方各省饥民的情况，也曾经是“水旱相仍，民至剥树皮掘草根以食。老幼流移，颠踣疲乏路，卖妻鬻子以求苟活。..犹且徭役不息，征敛不休”②。那时候虽然是永乐的盛世，与正德时农民的生活却又何其相似乃尔，在整整经历了一百年以后，北方的农民生活上几乎没有一点变化，这实在是一个令人感到震惊的事实。

　　江南地区与北方有所不同，由于自然条件富庶，使得农民生活要明显好于北方，但是从明初以来江南一直都是朝廷赋税重地，尤其是大量重赋的官田地，给耕种者以极重的负担。这种情况完全是由于历史原因人为造成的。《明史·食货志》中说：“初，太祖定天下官、民田赋，..惟苏、松、嘉、湖，怒其为张士诚守，乃籍诸豪族及富民田以为官田，按私租簿为税额。而司农卿杨宪又以浙西地膏腴，增其赋，亩税有二、三石者。大抵苏最重，松、嘉、湖次之，常、杭又次之。”①这是明初政治报复与严猛政治的产物。到成祖以后，还依然继续着这种政策。例如建文遗臣高翔在成祖夺位后被族诛，诸给高氏产者皆加税，目的是为了“令世世骂翔也”②。不过高翔不是苏松人，而是陕西人，这只是一个极为典型的例子。成祖以后江南的重赋问题开始表现了出来，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便是无法完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