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上述三个主要机构外，塌房、官店、官牙也兼收商税。尤其官店，“国家设立官店，经收税课”④。景泰之后，朝廷专为官店规定了收税准则、细则，成为明朝事实上的又一征税机构。明后期，朝廷纲纪弛废，为攫取财富，从皇室到地方政府，都私自添设征税机关，收取无名税项，致使税网如织，① 刘洪谟：《芜关榷志》卷上。

　　② 《大明会典》卷三五《课程》“钞关”。

　　③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三五《户部》“钞关”。

　　① 参见李龙潜：《明代钞关制度述评》，《明史研究》第4 辑。

　　② 据嘉靖《浒关志》卷十一《禁令》。参见魏林《明钞关的设置与管理制度》，《郑州大学学报》1986 年第1 期。

　　③ 参见李龙潜：《明代钞关制度述评》。

　　④ 《明景泰实录》卷二七。朱元璋曾改官店为宣课司、通课司，就证明官店本来就有征税的职能。以后，明代官店非但没有因改为宣课司而消失，相反，终明之世，官店一直存在。重盘如剥，遂成为重罪商人之一大祸害。

　　商税的征课与管理有明一代，朝廷和地方都制定过许多商税“则例”，如《起条纳税例》、《户部议定船料则例》、《竹木征收则例》、《大兴、宛平二县收税则例》等。这些则例记载了当时商税税种、税率、征课客体、征取方法等方面的规定，为我们窥探有明一代的商税征收提供了可靠材料。兹分述如下。

　　税种、税目与征课标准①明代商税税种大体可分为买卖交易税（亦可称营业税）、关税、门摊税、储藏税等。交易税为从价税。明初制度，细民日常用品、纤悉之物及书籍、农具免税，其他货物买卖，要纳交易税。如“买卖田宅、头匹”，要“赴务投税”②。洪武十三年（1380），朝廷下令“凡酒、醋、门摊等酌物价锭有差”③。永乐元年（1403），朝廷仍免军民常用杂物等税。永乐六年（1408），北京一地征税的商品就有罗、缎、绫、锦、布匹、毛皮、纸张、糖、铜铁、盘、碗、竹帚、水果、药材、各种海产、水产等二百多种④。这时已税及百姓日常生活的必需品。税率概为三十税洪熙元年（1425），在户部尚书夏原吉的建议下，朝廷始征市肆门摊税，即对各城镇“开张店铺之家，审其生业，分别等则”，进行征税，这是向坐贾或摊贩征收门面或摊位税。宣德四年（1429），朝廷以“钞法不通，皆由客商积货不税与市肆鬻卖者阻挠所致”为由，在设立钞关的同时，在顺天、应天、苏松、镇江、淮安、常州、扬州、仪真、杭州、嘉兴等三十三个府、州、县的商贾麇集地增收门摊税五倍①。虽朝廷表示，倍加门摊等税，“候钞法通止”，但事实上，门摊一税终明未止，且成为常例正课。其征税标准，多有变化，在正统七年（1442）时，“每季缎子铺纳钞一百二十贯，油、磨糖、机粉、茶食、木植、剪裁、绣作等铺三十六贯，余悉量货物取息，及工艺受值多寡取税”②。以后，市肆门摊税有增无减。嘉、万以后，还要根据铺户坐贾资产情况征收代役银等。

　　抽分竹木局主要征收实物。凡舟、车装载竹木、芦柴等一应之物均须抽① 自汉以降，中国历代封建政府都实行盐、茶等专卖制度，明朝继承了这种制度，因此，盐、茶税是对商人征收的一种特殊税，也是明政府财政收入的大宗来源。它们有别于一般常规性商税，故此所论商税制度不将这二项包括在内。

　　② 《大明会典》卷三五《课程》“商税”。

　　③ 《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卷二二三《杂税部》。照这条史料看，这里所谓的门摊税应为交易税（从价税），与洪、宣年间所增之市肆门摊税应该有别。

　　④ 详见《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卷二二三《杂税部》。

　　① 《大明会典》卷三一《库藏》“钞法律”。

　　② 《明英宗实录》卷八八。

　　分。明太祖定制，抽分竹木局也为三十取一。但实际并非如此。洪武年间南京龙江大胜港竹木局规定，松木、杉板、水竹、竹交椅等“十分取二”，杉木、白藤等“三十分取一”，芦柴、茅草等“三分取一”。永乐十三年（1415），通州、白河等抽分局规定，松木、杉木板、水竹等“三十分取六”，蒿柴、豆稭等“三十分取三”，杉木、白藤等“三十分取二”，稻草、茅草“三十分取一”，芦苇“三十分取五”③。抽分局除征竹木外，还对砖瓦、铁料等征税。淮安抽分厂对“切铁、钢板、建（福建）铁、新铁、黄铁、钉坯、铁钱..凡四十件”④都征税。明中叶后，竹木抽分局的税开始向货币税过渡，不久即以货币代替实物。

　　钞关主要是对运货之舟船征税，又称船料、船钞。其课征定额，户部在宣德四年（1429）规定，以装载物货舟船“所载料多寡、路近远纳钞”⑤，即是以装货的多少，亦即船的大小及路程的远近为计量标准，空船不征，物货不税。如自南京至淮安，淮安至徐州，徐州至济宁，济宁至临清，临清至通州，“俱每一百料纳钞一百贯”；由北京直达南京，或南京直达北京者，“每百料纳钞五百贯”①。即分段行驶和直达，同样大小的船只，所交的税是一样的。所谓“一百料”，是根据商船船头长度和梁头座数估算的。以遮洋船为例，头长一丈一尺，梁头十六座，即算作一百料。其他类型的船也各有标准和计算办法。但载货之船形状大小各异，以每百料起征数目又太高，后来遂改为按梁头广狭征收，“自五尺至三丈六尺有差”。嘉靖九年（1530），明世宗又规定，度梁头时，“以成尺为限，勿科畸零”②。即舟船梁宽五尺以上起征，且以尺为单位累征，尺以下不计。如九江钞关，每五尺纳钞二十贯五百五十文，钱四十三文有奇③。但各地钞关所征船料并不相同，同一钞关前后所征也不相同。如江南一带钞关，对梁头为一丈的平料船，嘉靖时交船料银四钱，万历时提高为五钱六分，明末时又多出了补料、加补料等名目，显然又有了提高④。但钞关对舟船以梁头广狭征税的原则和制度，终明一代，基本无大的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