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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塞艺苑
中国通史第九卷-中古时代-明时期 (上)
来源: | 作者:白寿彝 | 发布时间: 854天前 | 34785 次浏览 | 分享到:

  ④ 《大明会典》卷一六四《刑部》。

  ⑤ 《大明会典》卷三五《课程》“商税”。

  ⑥ 《大明会典》卷三五《课程》“商税”。

  ⑦ 《明世宗实录》卷四八。

  ⑧ 《大明会典》卷一六四《刑部》。

  ① 孙承泽:《天府广记》卷二二《宝源局》。

  ② 《明书》卷三《太祖高皇帝纪》。

  ③ 《续文献通考》卷十《钱币考》。

  并且规定了金银与钞的比价:“金每两价钞六锭,银每两价钞一锭。”④这就为一些地方商税征银提供了依据。如南京三山门的塌房就征收税银。

  此时,商税也有征实物的,即以应收钱钞折合成实物,主要是以粮食来征收。如洪武十年(1377),太平府繁昌县狄港镇每年交纳“米八百九十余石”作为税课①。十三年(1380),许多税课司局征米,朝廷并以课额米是否满五百石作为税课司局设罢与否的根据②。征实如粮食外,也有布帛等物。各抽分竹木局,则征收竹木及其半成品、器皿等。

  永乐至宣德年间,由于钞法阻滞,朝廷为强制推行钞法,银禁转严。宣德四年(1429),朝廷“令湖广、广西、浙江商税课纳银者,折收钞,每钞一百贯,准银一两”③。然而,征银之法并未禁绝,有些地方,即便是上述诏令中所提到之处,如浙江温州等地,商税征课仍然用银。九年(1434),朝廷再次下令,“各处诸色课程旧折金银者照例收钞”④。

  明廷强制推行钞法的另一措施,便是设立钞关。以在钞关向过往行商征钞,加重对百姓的敛收而达到疏通钞法的目的。朝廷命令,“舟船受雇装载者,计所载料多寡、路远近纳钞”⑤。“自南京至淮安,淮安至徐州,徐州至济宁,济宁至临清,临清至通州,俱每一百料纳钞一百贯。其北京直抵南京,南京直抵北京者,每百料纳钞五百贯。委廉干御史及户部官于缘河人烟辏集处监收”⑥。另外,朝廷还提高门摊税,增收车马税、塌房库房等税,令纳钞。但这些措施并未能挽救宝钞的颓运。

  正统年间,明廷弛金银之禁。以后由于边事和大兴土木,朝廷财政出现巨大亏空,于是再次滥印纸钞,宝钞进一步贬值。成化元年(1465),朝廷被迫宣布变通钞法,允许钱钞兼收。“凡商税课程,钱钞中半兼收”①。“各处船料钞,俱钱钞中半兼收,每钱四文,折钞一贯”②。

  钱钞兼收,使铜钱私铸日甚一日,姿质低劣之钱充斥市场,加之当时朝廷所规定的钱、钞、银三者的比率与市场上相去很远,商税“钱钞中半兼收”使朝廷所得好处甚少。如此,朝廷只能从弘治元年(1488)起,逐步向各税课司、局颁布商税改折银征收之令。六年(1493),又将此推广到各钞关,④ 《明宣宗实录》卷八○。

  ① 《明太祖实录》卷一一五记:“[十年]太平府言繁昌县狄港镇,商贾所集,户部委官收课,岁计米八百九十余石,宜于其地置税课局。从之。”

  ② 《明太祖实录》卷一二九。

  ③ 《大明会典》卷三五《课程》“商税”。

  ④ 《大明会典》卷三五《课程》“商税”。

  ⑤ 《大明会典》卷三五《课程》“钞关”。

  ⑥ 《明宣宗实录》卷五五。

  ① 《明成宗实录》卷四三。

  ② 《大明会典》卷三五《课程》“钞关”。

  “令各关照彼中则例,每钞一贯,折银三厘,每钱七文,折银一分”③。钱钞折银计价是谓折色。以后,商税征收时而本色,时而折银。嘉靖以后,则通行折银,本色钞、钱为辅,直至终明。

  工部钞关——各抽分竹木局、厂,原以征收实物为主。成化七年(1471),杭州、荆州、太平三抽分厂,“以竹木解运不便”为由,也请准了“各折抽价银”,改实物税为从价银。如“建昌连二杉板,每副抽银五两;清江连二杉板,每副抽银三两;连二松木板,每副抽银八钱”④。嘉靖九年(1530),芜湖钞关抽分竹木,亦已“折银解部”⑤。隆庆二年(1568),真定抽分厂随时将征得各木“变卖银两贮库,候冰合之日呈缴”⑥。嘉、隆以后,朝廷土木所需实物,概由工部召商买办,买办经费则取自抽分竹木的改征银两。如,龙江抽分局每年应向竹木商人征收价银五千七百七十六两,上缴作召买经费;芜湖征九千四百十八两①,也作此用途。

  明代特有的税使制度永乐以后,宦官恃势横行,干预朝政现象日见普遍。正统年间,有内官到张家湾宣课司崇文门分司抽盘,宦官染指商税自此而始。正德三年(1508),内监高魁督抽荆州商税②。嘉靖四年(1525),中官在京师九门收税,每门竟增至十余人,“轮收钱钞,竟为朘削,行旅苦之”③。真定抽分厂更是常有内监盘踞其中。但这种派遣和涉足税务,还是小规模的,尚未形成大气候。

  万历二十四年(1596)后,明神宗为搜刮矿业和商税所得,命令向各地派遣矿监税使,皆由内官充任,以监收各地的矿税、商税。有关商税使的记载是: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始命中官张晔征税通州张家湾”,这是神宗派出的第一个税使。不久,“命中官王朝督征天津店租”。自是,二三年间,“税使四出”④,派往各“通都大邑”⑤。据《明史·食货志》所载,在这以后的三年中,派往各地的税使具体人员是:高宷于京口,暨禄于仪真,刘成于浙江,李凤于广州,陈奉于荆州,马堂于临清,陈增于东昌,孙隆于苏、③ 《大明会典》卷三五《课程》“钞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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