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祖的病。这件事在当时造成了一些社会影响,同年八月,便有人献金丹方书给成祖,称其可以长生不老。成祖没有听信这些话,令其人自食金丹,烧毁方书,不许再以此惑人。但是由曾辰孙进药引起的二徐真君的封敕之事,反映了从明初开始,道士的丹药便与宫廷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明朝的皇帝从成祖开始,几乎没有不服用道士丹药和用房中术的。这也就使得明代的道教与佛教完全走上了两条不同的道路。与佛教的学术化不同,明代的道教走的是一条修炼斋醮的道路。
在成化以前,一些知名的道士还较为追求戒行,如历洪武、永乐、洪熙、宣德四朝的道士刘渊然,史称其“在道术,为人清静自守,故为累朝所礼”②。其徒邵以正及道士沈道宁,均以道术知名。再如:“玄妙观道士张宗茂,自幼传其师李雷谷之法,祈祷必应,戒行亦端。后举为道纪,非其所好,常托病不视事。”①但是成化以后,方术便成了人们谋官的捷径。
明宪宗时方士李孜省以方术得幸,内阁大学士万安,也借进献房中术而固宠。所以成化朝僧道多以符箓烧炼得官,到孝宗即位后,裁汰以僧道得幸的在朝官员,数目已经相当惊人了:孝宗初,诏礼官议汰。礼官言诸寺法王至禅师四百三十七人,喇嘛诸僧七百八十九人。华人为禅师及善世、觉义诸僧官一百二十人,道士自真人、高士及正一演法诸道官一百二十三人,请俱贬黜。②孝宗虽然对僧道进行了整顿,但是他本人也是信奉道家的,宦官李广便以道家修炼之术获幸。
有明一代道教最为显贵的时候是在嘉靖朝,世宗因为过度崇信道教而与宋徽宗一样得到了“道君皇帝”之名。而且他自己也确实有道号。嘉靖三十五年(1556),他为其父上道号为“三天金阙无上玉堂都仙法主玄元道德哲慧圣尊开真仁化大帝”。其母为“三天金阙无上玉堂总仙法主玄元道德哲慧圣母天后掌仙妙化元君”。自号“灵霄上清统雷元阳妙一飞玄真君”。后加号为“九天弘教普济生灵掌阴阳功过大道思仁紫极仙翁一阳真人无虚圆应开化伏魔忠孝帝君”,再号为“太上大罗天仙紫极长生圣智昭灵统元证应玉虚总掌五雷大真人玄都境万寿帝君”。
嘉靖朝最受宠幸的有道士邵元节和方士陶仲文。邵元节为龙虎山上清宫道士。世宗即位后,“惑内侍崔文等言,好鬼神事,日事斋醮”。邵元节于是被召入朝,大加宠幸。为建真人府于城西,以其孙为太常丞,邵本人后来官至礼部尚书,赐一品服,其徒陈善道等俱进秩,其师李伯芳、黄太初封为真人。邵元节死后得赠少师,陶仲文更得以封恭诚伯。道教的获宠,与皇帝追求长生有直接关系。据《明史》记述:② 《明史》卷二九九《刘渊然传》。
① 王锜:《寓圃杂记》卷四《张宗茂尸解》。
② 《明史》卷三○七《继晓传》。
帝益求长生,日夜祷祠,简文武大臣及词臣入直西苑,供奉青词。四方奸人段朝用、龚可佩、蓝道行、王金、胡大顺、蓝田玉之属,咸以烧炼符咒荧惑天子,然不久皆败,独仲文恩宠日隆,久而不替,士大夫或缘以进。①陶仲文的被宠,主要是他进献的丹药对世宗“有验”。
嘉靖中叶,上饵丹药有验。至壬子冬,命京师内外选女八至十四岁者三百人入宫。乙卯九月,又选十岁以下一百六十人。盖从陶仲文言,供炼药用也。②据一些史家分析,嘉靖间著名的“宫婢之变”很可能便与这种用少女炼制丹药有关,世宗本人险些在那场宫变中丧命,但是他却终生笃信道教不已。
内阁大学士严嵩便是以作青词而得到世宗的信用,而大学士夏言则因不冠世宗所赐香叶冠而遭疏远,终至被祸。在这种情形下,士大夫们也纷纷成为道教的崇信者。当然,明朝士大夫们对于道教的信奉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们对于道教方术的兴趣。随着明代朝政的日趋腐败,从皇帝到官员,都成了修炼方术的信奉者,而且这种上行下效的风气,一直影响到了民间。
明代的道教就是在这样一种极特殊的条件下发展的。所以它的特点一方面是烧炼,另一方面是世俗化。在这样条件之下发展的道教,很难在教义和组织上有所提高,因此也就不可能凭借从上层社会到民间对于烧炼推算的兴趣而得以发展。
从第四十六代天师张元吉到第五十一代天师张显祖的情况很能反映道教在明代的处境。张元吉于天顺、成化间屡进封号,而成化五年(1469)其杀人事发,论死系狱,后改杖一百戍甘肃卫,以母老还家死于家中。其子张玄庆得嗣为真人,传至张永绪,“荒淫不检,死无嫡子”。为吏部奏不当复袭,江西守臣亦言:“张无功于世,有害于民,宜永裁革。”遂以礼部所定,革封号,以裔孙张国祥为上清观提点,后复其真人号。至万历间,“其人时时入朝京师,频留主斋醮。与其子为狎邪之游。各买乐妇为姬妾,至今遨游诸贵戚间,饮博谐谑之外,他无所解”①。据《明史》记述:张氏自正常以来,无他神异,专恃符箓,祈雨驱鬼,间有小验。顾代相传袭,阅世既久,卒莫废去云。②明代的道教经典不盛,组织混乱,日趋衰微,而且道教在民间的传播过程中,逐渐发生变化,成为民间宗教组织,脱离了道教原有的宗旨。
在《明史·艺文志》中收录的明代道家类著作共计五十六部。其中最为主要的有《道藏目录》四卷,《道经》五百十二函,以及焦竑的一系列有关道教的著作《老子翼》、《老子翼考异》、《庄子翼》、《南华经余事杂录》、① 《明史》卷三○七《陶仲文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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