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的崇佛,到明初在民间还有较大的影响,而这与明太祖对于佛教的① 《明史》卷一三九《李仕鲁传》。
① 《明史》卷一三九《李仕鲁传》。
② 龙文彬:《明会要》卷三九《职官十一》。
推崇是完全不同的,用当时官员的话说:“其实假此以避差役。”③所以从洪武十七年(1384)起限令三年一次出给度牒,而且要严加考试。二十四年(1391)更明确规定:凡僧道,府不得过四十人,州三十人,县二十人。民年非四十以上,女非五十以上者,不得出家。①这一方面为防止劳动力流入僧道,一方面防止青年妇女出家,影响人口生育。次年,再令僧录司造周知册颁行天下,天下僧人皆为在册者。到洪武二十八年(1395)十月,令天下僧道赴京考试给牒,不通经典者黜之。至此,明初的佛教管理遂成定制,并且完成了官方化的过程。其实早在洪武二十五年(1392),就曾有过大规模的给牒考试,而且“就试三千余人,悉不习内典”②。太祖为此欲尽付之法。这种强调佛学的做法,使得明初的佛教带有浓厚的学术风气,佛教开始成为了与朱学并存的学术派别。
明初的洪武、永乐时期,带有建国初的种种政治色彩,朱子学虽然开始成为显学,并占据了统治地位,但是人们对于事功的追求,给予了各种不同思想以一点活动的余地。当时的名臣宋濂便精通佛学,这或多或少对于太祖会有所影响。当时的僧录司左善世宗泐与僧来复齐名,都是兼通儒学的高僧,明太祖称之为“泐秀才”。洪武四年(1371)十二月的蒋山太平兴国寺广荐法会,共征召了高僧十八人,宗泐也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后来还俗为官的吴印也是其中之一。至于来复,则因上诗谢恩而死于文字之祸。
面对明初佛教的这种变化,当时的佛教界似乎并无自我选择发展的余地。在极端君主专制的条件下,明初的佛教其实并没有因为吴印等人的为官而有所兴旺,与元代相比,明显是每况愈下的。
这种情形到永乐中稍有所变化,其原因是僧人道衍(姚广孝)帮助朱棣夺位而成为一代功臣。道衍虽然兼通儒、释、道三家之说,但是他在自身的学术上坚持佛家的宗旨,因此曾著《道馀录》,从佛家学说出发,对于宋儒攘斥佛、老给予反驳。他在序中写道:“三先生(二程、朱)因不多探佛书,..一意以私意出邪诐之辞,枉抑太过,世之人心,亦多不平,况宗其学者哉。”他因此择《二程遗书》二十八条、《朱子语录》二十一条“极为谬诞者”,“乃为逐条据理一一剖析”①。这部“专攻程、朱”的著作在当时能够问世,一方面固然由于朱子学的一统地位还没有像后来那样绝对,同时也由于道衍的特殊身份。待到道衍死后,他的这部著作就遭到了儒士的焚毁。其友张洪称:“少师于我厚,今无以报,但见《道馀录》即焚之,不使人恶之也。”③ 龙文彬:《明会要》卷三九《职官十一》。
① 《明史》卷七四《职官三》。
②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二六《永隆传》。
① 姚广孝:《道馀录》序。
②目的是要使这部专攻程、朱的著作不再传世。《道馀录》的出现应该说是一个特例,道衍死后,这种情况便不大再会发生了。仅仅十二年以后,宣德五年(1430)修成的《明太宗实录》中已经写道:“广孝尝著《道馀录》,诋讪先儒,为君子所鄙。”③而且永乐初上书“诋讪先儒”的朱季友,便曾因此罹祸。
佛教在明初即被定为了经典之学,在朱学统治地位日益确立的情况下自然是难得发展的。
永乐中佛教得到一定程度发展的另一个原因,是朝廷对于藏传佛教的重视。不过那只是为了加强对于西南乌斯藏地区的控制,而并非真的要发展藏传佛教。
永乐以后还有一个较为特殊的情况,便是宦官与佛教的关系。宦官因其特殊的身份和心态,颇重佛教的修来世之说,因此支持建寺度僧。景泰二年(1451)正月,太监兴安以皇后旨度僧道五万余人,于谦进言不纳,从此以后,建寺度僧之事便一发而不可止。弘治中,尚书马文升的奏疏中谈到成化末年寺院僧人的情况:定制:僧道,府不过四十名,州不过三十名,县不过二十名。今天下一百四十七府,二百七十七州,一千一百四十五县,共额设僧三万七千九十余名。成化十二年,度僧一十万,二十二年,度僧二十万,以前各年所度僧道不下二十余万,共该五十余万。..其军民壮丁私自披剃而隐于寺观者,又不知几何。①马文升用“创修寺观遍于天下,妄造经典多于儒书”概括了当时佛教的情况,这与明初相比显然有了相当大的发展。
从现存的材料看,明代佛教的发展主要还是在正德以后,这与明代思想文化发展的情况是同步的。本来也可能在成化时就发展起来,但是追寻祖制的“弘治中兴”将其推后了二十余年。正德以后心学的兴起,对于禅学的发展有所刺激,到晚明王学末流更走向禅化,禅学也随之而得到了发展。明代佛教各宗的名僧,以及明代的四大高僧均出现于正(德)、嘉(靖)以后。一、禅宗。
明代禅宗主要有临济宗和曹洞宗两个支系。
临济宗的发展主要在嘉靖到万历以后,从笑岩德宝(1512—1581)以禅学与诸儒学者相交而知名,其后有门人幻有正传(1549—1614),正传门人中又有圆悟最为著称。圆悟号密云,宜兴人,原姓蒋。三十岁以后出家龙池山禹门寺,天启三年(1623)于天台山通玄寺开堂说法,始有名声。先后主持嘉兴金粟寺、福州万福寺、宁波天童寺等,因其弘扬临济宗风,故有“临济中兴”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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