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在历史人物评价方面明代时间长久,社会变迁激烈,经济文化比较发达,人才辈出。仅收入《明人传记资料索引》(台湾1965 年版)一书的,即有万余人。不少人对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明史各个领域中,这个领域可以说是人们最感兴趣的,研究成果也最多。从1950 至1966 年,仅中国内地公开出版的明人传记著作就有五十多种。专文论及的明代人物四百余人。用墨最多的有:明太祖、明成祖、明英宗、明武宗、明世宗、明神宗、崇祯帝;郑和、魏忠贤;海瑞、张居正;戚继光、史可法、郑成功;李时珍、徐光启、宋应星、徐弘祖(霞客);王守仁、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李自成、张献忠等。就多数人的评论意见而言,褒贬不一的人物不多。这里着重介绍对朱元璋和史可法两人的评价。
明太祖朱元璋是明朝开国皇帝,有明一代各种典章制度的奠基人,在明代历史上影响最大,始终是明史研究的热门课题,久盛不衰。以研究朱元璋的学术专著而论,早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就有绮云《明太祖风流史》(上海新华书局1923 年版)、陈醉云《明太祖》(中华书局1936 年版)、季柔《朱元璋》(上海抗战编辑社1938 年版)等书刊行于世。而最具权威的当推吴晗《朱元璋传》(北京三联书店1965 年版)。吴晗为著名的明史专家,三十年代已闻名学界。1944 年,他出版专著《明太祖》(重庆胜利出版社版),后经反复修改,1949 年以《朱元璋》为名,由新华书局公开发行。《朱元璋传》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经不断推敲写成的。全书虽只有二十余万言,但分析深刻,而且写得有血有肉,文笔生动流畅,可读性很强。从朱元璋的童年,写到他即位后的家庭生活。特点是突出明初的阶级关系与阶级斗争,以及他所制定的各项政策对后世的影响。是书在史料运用和学术观点上,存在一些缺陷,然就对朱元璋一生及其事业的全面估价,可以断言,至今仍无出其右者。这里顺便提一下,明史学界在评价朱元璋这位历史人物中,虽然没有尖锐的意见冲突,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不仅研讨的重点不同,他的身份和地位也时常随着气候的变化而时高时低,脸谱上的油彩不断变换。在五十年代,主要是探求他投身反元起义的作用及其政权性质转化的原因。到了六十年代中期以后,有文章认为他参加反元起义是以孔孟思想为武器,是一名蜕化变质的农民起义领袖,还有文章以为他是“投降派”。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更多的是批判他坐天下时如何强化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推行个人独裁统治。八十年代中期以后,重点则转移到全面分析他所强调的中央集权的正负面作用,肯定其在明初经济恢复中的积极意义。对其经济政策、整饬吏治、用人之道等亦多持肯定态度。认为他是一位有作为的伟大帝王。关于史可法的评价,之所以要作为一个特例提出来,是因为涉及到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和理论问题。众所周知,在我国封建社会里,曾经发生过无数次反抗封建统治的农民起义。那些为封建国家效劳的官吏,由于阶级立场和自身利益的驱动,都对农民起义怀着敌视的态度,污蔑他们是“盗”、“贼”、“匪”、“寇”,并积极参与镇压。这是其一。其二,我国又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在漫长的岁月中,各族关系的本质与主流是友好相处,共同生活在一个统一的大家庭里,互相交流,互相促进,共创伟大的中华文明。但由于各族的社会制度、历史、文化差异诸因素的影响,也有过兵戎相见、互相战争、争夺统治地位的现象发生。于是有些人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战争中的重要人物。对这些人如何评价,自然而然又成为历史研究中无法回避的问题。史可法(1602—1645),就兼具这两种情况。他既参加过镇压农民起义,又在明亡清兴之际,在东南坚决进行抗清斗争,反对满洲贵族入主中原、屠杀人民,因此被清朝政府杀害。由于后一种原因,所以在各种史书上和人民的心目中,史可法一直被认为是一名伟大的民族英雄,且已定论。意见分歧最早是从五十年代初丁正华《史可法是民族英雄吗?》(《历史教学》1952年第5 期)一文引起的。丁正华等人认为:史可法不是民族英雄,而是历史的罪人。理由是:他在政治舞台上十七年,“无日不以贼为事”,自始至终主张“安内攘外”,把绝大部分的时间与精力用于镇压明末农民起义。后来,他转为抗清,是被迫的。其转变过程是:由怯于对外,勇于对内,转到放弃对外,全力对内,乃至企图联合外敌,共同对内。最后,因为联外失败,才勉强走上抗清的道路。即使如此,他还是内外并抗,以内为主。进入扬州以后,仍举棋不定,甚至准备逃跑。他没有降清,是为了顾全家眷。他做了一些值得称道的事情,但不是他一生中的主要部分。总而言之,史可法是至死没有明确的民族意识。他的死,不是殉民族,而是殉阶级,是不值得歌颂的。与丁正华等人的意见相反,多数人还是坚持史可法是民族英雄的基本观点。他们以为:否定史可法是民族英雄的论据缺乏说服力,不光是史料有问题,更重要的是关系到在评价这类人物中,如何把握评价的方法、标准与理论问题。从本质上看,史可法的抗清是坚决的,为当时抗战派的一面旗帜。他的死,有力地推动了全国各地,尤其是东南人民的抗清斗争。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形势下,殉阶级与殉民族是不能截然分开的。承认他是民族英雄,不等于说他没有错误和反动的一面。镇压农民起义,甚至企图联合满洲贵族消灭农民起义军,无疑是他一个极大的错误,但决不能因此抹掉他的抗清事迹,掩盖他的大体和本质。他是作为民族英雄而死的。后来清政府对他追赠,是一种欺骗性的宣传,目的是为了消除他在人民中间的影响。如果以此否定史可法是民族英雄,更是站不住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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