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观五十年代初至六十年代中期的明史研究，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叫做“喜中有优”。喜的是明史研究与新中国各项事业同步前进，出现了划时代的转变，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忧，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重理论、轻史料的不良倾向。当时关于“论从史出”，还是“史从论出”的议论，就是一种反映。二最为严重的是，过分强调“阶级斗争”，“左”的思想影响时有所见。具体反映在选题长期偏重于农民起义问题，大量的精力都投入在这个方面，而又只讲其进步作用，忌讳分析其落后的一面。对于典章制度的研究，往往强调批判，而忽视继承。有时以至把政治史、文化史、社会生活史划为“禁区”，很少有人进行研究。经济史，也没有花大力气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进行综合研究。特别是在人物评价方面，往往偏于正面人物，而对他们的思想深处又不敢进行深入发掘，政治面孔大多公式化、概念化，忽略人物的个性特征、心理活动、私人生活，没有血肉，失去光彩。对于所谓反面人物，多数是不敢碰。其中，最大的失误是不能正确区分政治与学术的界限，有时甚至把两者混为一谈，挫伤了积极性，阻碍了学术的发展。直至使明史研究在六十年代中期以后陷入停顿状态。

　　从1966 年中期开始，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几乎在一夜之间迅速席卷整个中国。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明史研究首当其冲，深受其害。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这场“大革命”就是以明史研究为突破口而发动起来的。明史学界关于明代名臣海瑞的研究，在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曾经是很有生气的。然而，为时不久，风云突变。1965 年底，被称为“文化大革命号角”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那篇文章，借题发挥，公开点名批判吴晗。整个明史研究也被引入邪路，先是“横扫一切”，继而“评法批儒”。这种不正常的局面，直到七十年代末期才彻底改变。

　　1978 年后的明史研究及其成果1978 年以后，经过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实行改革开放，我国社会主义各项事业日新月异、阔步前进。科学研究事业日益振兴。明史研究也从此进入了全面、健康、深入发展的新阶段。

　　在这一阶段，由于广大明史工作者政治方向、理论方向、科研方向明确，无论是在史料整理、队伍建设，还是专题研究方面，都取得了空前未有的成就。

　　在史料整理方面。史料是研究的基础。现存的明朝史料，主要有这样几大类：明朝政府官修的历史文献；明臣奏议；地方志书；明人笔记；墓志、碑刻、谱牒等。这些都是明史研究必不可少的原始资料。而由于这些资料，有的卷帙浩繁；有的内容庞杂；有的当时印数很少，加之年代久远，流传下来的就更少，一般很难见到。总之，是需要进行一番整理，或加以分类编排，或者是去粗取精，或是重新刊印，使之更好地为研究工作服务。自八十年代以来，由于研究条件逐步改善，明史学界广大同仁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除了重新校勘、出版一批明代官私著述之外，还对《明实录》进行分类整理。这项工作，始于五六十年代，如《〈明实录〉有关云南历史资料摘抄》等。1989 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郭厚安编的《明实录经济资料选编》，将分散在二千多卷的有关经济资料，一一按其不同内容分门别类摘录出来，分为户口、田地、岁入总数、田制、赋役、农业、工商业、盐务、漕运、财政八大类，每类之下再分若干子目，使用方便，节省了大量的劳动。另外，还陆续出版了《明实录人物传记选编》、《明实录广西资料选编》等。

　　在这里，特别要提出的是，谢国桢先生关于明代经济史资料的搜集与编辑。

　　谢国桢，这位著名的明清史专家、版本学家、目录学家，一生爱书成癖，懂书，懂版本，从年轻时代开始，就购得不少“难得而珍贵”的书籍，尤其嗜好明清野史笔记及汉魏以来金石砖瓦碑刻，于是渐渐“盈架累屋，俨然成聚”。谢先生年老而笔耕不辍。1980 年至1981 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上、中、下）就是从他搜集到的大量的明清野史笔记中摘录出来的。此书以马克思主义为统率，以抄录原文为原则，以明清野史笔记中涉及明代史事为主，兼及明清时代的诗文集、地方志和档册，间及近人著作，内容丰富、史料价值高，不少为稀世珍本，可以补正史之不足。对有些资料还间附按语，加以考证，堪称研究明代经济史难得的一部好书。从八十年代初开始，谢先生又以嘉惠学林的可敬精神，从其珍藏的众多书中，精选出《留青日札》、《梅花草堂笔谈》等十种，以“瓜蒂庵藏明清掌故丛刊”为名，交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其中，不少是孤本或抄本，为世罕见。出版时，谢先生逐一写跋，介绍作者、版本流传、史料价值及其他有关问题。谢先生的另一部作品是《江浙访书记》（三联书店1985年版）。它是谢先生七十年代末以后不辞辛苦，南下访书的成果汇编。书中，分别介绍了南京图书馆、扬州图书馆、苏州图书馆、苏州元和顾鹤逸、常熟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宁波天一阁文物保存所、四川省图书馆等所藏的明人精辟之作，极富史料价值。武新立《明清稀见史籍叙录》（金陵书画社1983 年版），共著录明清两代稀世史书一百三十七种。内中，明人著作七十一种、明末清初人著作十七种、清人著作四十九种。一百三十七种中，刻本六十一种，抄本四十三种，稿本二十六种。多为不见于诸家著录的珍本。苏州博物馆《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洪焕椿《明清苏州农村经济资料》（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 年版）、张海鹏等《明清徽商资料选编》（黄山书社1985 年版）、张正明《明清晋商资料选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等，亦都颇具参考价值。在工具书编纂方面，有《中国近八十年明史论著目录》和《明史人名索引》。在队伍建设方面，主要有几件事：成立专业研究机构；培养新生力量，注入新鲜血液，形成老、中、青梯队结构；创办专业研究刊物；举办学术研讨会，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1989 年8 月，中国明史学会成立，是为明史学界的一件盛事，现有会员二百余人，公开出版《明史研究》。学会的成立，对于国内外明史界的学术交流，互通信息，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以下，着重介绍这一阶段学术研究情况。仅择加强总体研究、深化重点课题、抓紧薄弱环节、努力填补空白四个方面，予以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