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加强总体研究在八十年代以前，对明朝历史的总体研究显得相当薄弱，只有《明清史》与《明朝史略》两部著作。八十年代以后，面貌焕然一新，色彩纷呈。先后出版了明清史大师孟森的遗著《明清史讲义》（中华书局1981 年版）；汤纲与南炳文合著的《明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1991 年版）；《中国史稿》编写组《中国史稿》第六册（明史）（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傅衣凌主编、杨国桢与陈支平合著的《明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黄云眉《明史考证》（全八册）（中华书局1979 年起陆续出版）。论文集则有：商鸿逵《明清史论著合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年版）；王毓铨《莱芜集》（中华书局1983 年版）；洪焕椿《明清史偶存》（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黄冕堂《明史管见》（齐鲁书社1985 年版）等。以上专著或论文集所收，皆为作者得意之作，不乏宏论和新意，反映了八九十年代中国明史研究的最新水平。

　　二、深化重点课题所谓重点课题，主要是指明史研究中的重大课题，如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这些问题，从研究现状看，有的研究得深入一些；有的还没有很好开展。从八十年代以来，总的趋势是求新、求深。新，就是积极开拓新领域，讲求新内容、新材料、新观点、新方法，在某些方面有新的突破。深，就是要求有一定的深度，并对原来研究过的一些重点课题加以深化。根据以往的研究情况，需要深化的很多，这里只取社会经济史和人物评价。这两方面过去都下了不少功夫，但不少问题尚须进一步深入，加大研究力度。

　　从八十年代开始，社会经济史和以帝王传记为主体的人物研究，可以说是明史研究的两台“重头戏”，成果最引人注意。

　　（一）关于社会经济史。

　　每年发表的学术论文至少有一百余篇，著作亦是琳琅满目。韩大成《明代社会经济初探》（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陈学文《中国封建晚期的商品经济》（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郑昌淦《明清农村商品经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年版）、李龙潜《明清经济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 年版）、林金树等《中国明代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分别从不同的侧面，对有明一代城乡经济的发展过程、水平、特征等，进行了一定的理论概括和分析。傅衣凌的《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李文治的《明清封建土地关系的松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年版）等，所论的内容也相当广泛，几乎涉及到各个经济部门，值得一读。

　　在分类研究方面，较起眼的有四：1.户口与户口统计。

　　户口，是封建国家征发赋役的重要依据。它的升降历来被认为是国家兴衰的标志。户口数通过户口统计显示出来。研究户口问题，是了解明代国情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关系到如何对待古代历史文献上的统计数字。按《明实录》的记载，明代人口数最多时为六千余万口（其中最高一次记录为七千余万）。而目前学界的研究结论，与这个数字大有出入。有人以为明末时人口已突破二亿大关或者接近二亿。对明代人口总数的这个估计是否可靠，看来还是难以定论，仍须进一步探讨。关于明朝的户口统计，王毓铨在《明朝人论明朝户口》（《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9 年第13、14 期）一文中，有精辟的分析。他认为：只有明初的统计数，以及极少数办事认真的地方官编造的户口数，与实际大致相符，比较可信。就一般情况而言，《明实录》、明朝中央和地方政府所造的各种册籍，户口数字多有伪增、冒滥、隐瞒、脱漏诸种弊病，“有绝不可信者”，不足为据。并深入解释了造成这些弊病的各种原因。

　　2.赋役问题。

　　聚点在明代赋役的本质、“一条鞭”法评价、江南重赋三个问题上。唐文基《明代赋役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年版），为系统研究明代赋役制度的一部学术专著，考察了明代赋役制度由建立、改革到破坏的全过程，提出明代赋役制度属于典型的封建课税制，具有明显的超经济强制和古老的原始性两个基本特征。并沿着三条轨迹演进：因解决官田重赋，而导致国有土地私有化；因商品经济发展，而导致实物税和力役之征向货币税过渡；因赋役改革，而导致乡村里甲性质发生变化。

　　关于赋役的本质问题。它是关系到如何认识明代，乃至中国封建社会形态基本特征的一个理论问题。中国封建社会是怎样一步步走过来的，在二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发生过哪些变化，农民起义的主要原因是什么等等一系列问题，都与它有关。在这个问题上，王毓铨先生的观点，最为引人注目。他在《明朝徭役的审编与土地》（《历史研究》1988 年第1 期）、《籍·贯·籍贯》（《文史知识》1988 年第2 期）、《历史研究必须实事求是》（《史学史研究》1988 年第3 期）、《封建社会的土地具有主人的身份》（《文史知识》1988 年第11 期）、《纳粮也是当差》（《史学史研究》1989 年第1 期）、《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议》（《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 年第4 期）、《严嵩传序》（1989 年12 月）、《明朝的配户当差制》（《中国史研究》1991 年第1 期）、《明史研究发刊词》与《户役田述略》（刊《明史研究》第1 辑，1991 年9 月出版）、《中国历史上农民的身份》（见《莱芜集》）等系列文章中，从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是“王土”，（人）民是“王民”的基调出发，认为赋与役的本质，都是“役”，都是绝对强制的为皇帝纳粮当差。理由是：土地和人民都是皇帝的“家业私产”；“人是属于别人的”、“没有自由的事实”，“人身依附关系统治着所有的人”。当差纳税者，都是“具有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而隶属于帝王的编户齐民”。他们“种朝廷田”，“纳朝廷税”，“种什么田地就得当什么差”，“纳粮也是当差”。这些都是他们的“本分”。“品官，无论他品级多么高，也还不过是皇帝的当差的”。“近代的土地税不是役，其中也没有役，而古代中国的封建田赋制是役，而且完全是役”。古代中国农民战争的起因，主要是由于役的压迫，“民逃，为逃役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