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毕竟是明朝文化中心所在，袁宏道在京中得以博览公家收藏的丰富图籍，又和谢肇淛、黄辉及兄袁宗道、弟袁中道等结为“葡萄社”，在城西崇国寺品评诗文，论古说今，颇感闲适快乐。他一方面通过广泛阅读、交友讨论，逐渐纠正以前“偏重悟理”，过分强调自我的倾向，“遂一矫而主修，自律甚严，自检甚密，以澹守之，以静凝之”①；另方面，他对复古派末流的批驳也更有力度和深度。袁宏道系统地分析了唐宋诗文的风格，认为：“如元、白、欧、苏，与李、杜、班、马，真足雁行。坡公尤不可及，宏谬谓前无作者。而学语之士，乃以诗不唐、文不汉病之，何异责南威以脂粉，而唾③ 《沈广乘》，《袁宏道集笺校》卷五，第242 页。

　　④ 《解脱集之四·尺牍·伯修》，《袁宏道集笺校》卷十一，第492 页。① 《徐文长传》，《袁宏道集笺校》卷十九，第715—716 页。

　　② 《叙小修诗》，《袁宏道集笺校》卷四，第187 页。

　　③ 《与张幼于书》，《袁宏道集笺校》卷十一，第502 页。

　　④ 《公安县志·袁宏道传》，转引自施蛰存：《晚明二十家小品·附录甲》，光明书局1935 年版，第359页。

　　① 袁中道：《吏部验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

　　西施之不能效颦乎！”②他还说：“宋人诗，长于格而短于韵，而其为文，密于持论而疏于用裁。然其中实有超秦汉而绝盛唐者。”③对“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主张进行了具体的批驳，使文风得以扭转。钱谦益后来在评论袁宏道的影响时，称他推动文风的转变，使诗文创作出现生机，“其功伟矣”④。

　　万历二十八年（1600），袁宏道因兄宗道去世，乃上《告病疏》请假归。他筑“柳浪馆”于公安城南，终日与少年旧友吟诗作文，寄趣山水。他还游武当山、桃源县等名胜，对接青引黛的大自然发出由衷的赞叹，并且钦慕陶潜能悟彻人生，于长林丰草间寻求自适，“宁乞食而不悔”①。袁宏道在柳浪湖一住就是六年，直至万历三十四年（ 1606）才返京任职。

　　袁宏道返京后，究心戏曲、小说研究，他称赞《金瓶梅》、《水浒传》、《四声猿》等作品，认为它们能“意气豪达”，脱去传统窠臼，别开生面。袁宏道著《觞政》，谈论酒文化等，并将嘉靖以来的这些新意盎然的小说、戏曲与儒家经典相提并论，给予高度的评价。不久，袁宏道迁吏部验封司主事，官至吏部考功员外郎。他一度主持陕西乡试，乘兴游嵩山、华山，写下笔墨浑厚蕴藉的游记与诗歌，“极一唱三叹之致”②。

　　万历三十八年（1610），袁宏道以吏部验封司郎中告归。此时公安正值大水，他卜居沙市，筑砚北楼，以便晚年在此“息影卧游”，游艺诗书，“疏瀹性灵”③。但不久患病不起，竟于九月初六日（10 月20 日）遽然去世④，终年四十三岁。

　　袁宏道一生，倡“性灵说”，强调诗文创作的直抒性灵，对荡涤复古派末流的模拟文风起到重要的作用，与其兄宗道、弟中道同称“公安三袁”，为“公安派”的首领。他的诗文有《锦帆集》、《解脱集》、《瓶花斋集》、《潇碧堂集》等，后来集为《袁中郎集》（即《袁宏道集》）。

　　袁宗道袁宗道（1560—1600），字伯修，号石浦，生于嘉靖三十九年二月十六日（1560 年3 月13 日）。①为袁宏道之兄。他聪颖早慧，十岁就会写诗，二十岁成秀才。

　　袁宗道为诗最初学李攀龙、王世贞，不仅熟读，而且认真摹仿。但是他逐渐觉得李、王之诗过于刻板，便怀疑“诗文之道不尽于是”②，乃试图另辟蹊径，以摆脱拘束。二十多岁时，他与乡中文友结社论文，并且沉溺其中，夜以继日，还编刻自己的诗集付梓。后来他得病几死，因而暂时放弃文事，② 《冯琢庵师》，《袁宏道集笺校》卷二二，第780、781 页。

　　③ 《答陶石匮》，《袁宏道集笺校》卷二二，第743 页。

　　④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袁稽勋宏道》，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版，第567 页。① 袁宏道：《与汤义仍》，见施蛰存：《晚明二十家小品·袁中郎小品》，第页。② 袁中道：《吏部验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

　　③ 袁中道：《砚北楼记》，《珂雪斋近集》卷一，上海书局版，第80 页。④ 袁中道：《游居柿录》。

　　① 袁中道：《珂雪斋近集》卷三，《石浦先生传》，第45 页。

　　② 《公安县志·袁伯修传》，转引自施蛰存：《晚明二十家小品·附录甲》，第353 页。终日静坐修身，或栽花薙草，不问世事。在父亲的数度催逼下，二十七岁时考中进士，并被选为庶吉士。三年后，授翰林院编修。

　　在翰林院，袁宗道接识了李贽的弟子深有和尚，受其“心性”之说的影响，以禅诠儒，不再谈论道家的养生之道。后来又奉使湖北，逗留家乡，与弟宏道、中道两度赴麻城拜访李贽，求教文章之道。李贽追求个性解放的思想使袁氏兄弟大受启发，袁宗道最先写文章对复古派的弊端提出批评，他认为诗文应当代表口舌以宣传心意，因而“古文贵达，学达即所谓学古也。学其意，不必泥其字句也”。不然，只会“摘古人字句入己著作者，是无异缀皮叶于衣袂之中，投毛血于殽核之内”③；辞不达意，言不由衷，虽鸿篇巨裁，也不过是“募缘残溺，盗窃遗矢”而已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