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宗道针对李、王复古派“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观点，提出“汉、唐、宋诸名家，如董、贾、韩、柳、欧、苏、曾、王诸公，及国朝阳明、荆川，皆理充于腹，而文随之，彼何所见乃强赖古人失理耶”的问难，并且反驳道：“沧溟强赖古人无理，而凤洲则不许今人有理，何说乎？”进而一针见血地点明复古派的病源“不在模拟，而在无识”②为此，袁宗道还特别选中唐以后的白居易、宋人苏轼作为自己的诗文学习榜样，并将书斋取名为“白苏斋”。所写诗文以白、苏平易畅达之风为旨。在他的带动下，宏道、中道继之而起，促成“公安派”的形成。

　　万历二十二年（1594），袁宗道由湖广返京，不久改任东宫讲官，后官至春坊右庶子。那时，袁宏道也入京任职，中道则寓居北京，他们兄弟三人与谢肇淛等人结“葡萄社”于城西，寄趣诗文，放情山水。袁宗道写下《上方山四记》、《西山五记》等散文，以清润婉妙见称。

　　袁宗道性喜恬淡，为人文雅谨慎，厌于尘俗之劳。万历二十八年（1600），他决定辞官南归。可是官场的劳悴已使他体虚患病，九月，逝于北京任上，终年四十一岁。

　　袁宗道为官清廉，死后身无积蓄，全仗门生资助，遗妻方得移榇公安。

　　他的诗文收入《白苏斋集》。

　　袁中道袁中道（1570—1624），字小修。也是早慧的才子，十岁便作《黄山赋》、《雪赋》，洋洋五千余言。他爱读佛、道之书，自作注解，飘然有出尘之想。尤其是二十岁左右，曾随兄赴麻城访问李贽，更受佛教出世思想影响，无意科举。他倜傥任侠，“视妻子如鹿豕之相聚，视乡里小人如小人之尾行，而不可与一日居”①，却泛舟江湖，浪迹南北，寄兴于山水诗文。

　　袁中道为文作诗“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不肯下笔”②。所写《游荷叶山居记》、《过真州记》、《游青溪记》、《游灵岩记》等散文，笔墨恣肆，率尔不拘，寄神寄情，快人耳目，富于清幽之趣。③ 袁宗道：《论文上》，见施蛰存：《晚明二十家小品·袁伯修小品》，第82 页。① 袁宗道：《论文下》，见施蛰存：《晚明二十家小品·袁伯修小品》，第83 页。② 袁宗道：《论文下》，见施蛰存：《晚明二十家小品·袁伯修小品》，第83 页。①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袁仪制中道》，第568 页。

　　② 《叙小修诗》，《袁宏道集笺校》卷四，第187 页。

　　然而袁中道毕竟摆脱不了当时文人向往科举功名的常情，在矛盾之中接连应试，直至万历四十四年（1616）才中进士。此时年已四十七岁。他出任徽州府教授，迁国子监博士。后来改派南京礼部主事。天启四年（1624）升任南京吏部郎中。

　　自从“公安派”树帜文坛后，诗文模拟生硬之弊渐渐得以扭转，但“公安派”末流也出现空疏不实的倾向。袁中道在宗道、宏道去世后，对此有所认识，他在《袁中郎先生全集序》中写道：“至于一二学语者流，粗知趋向，又取先生偶尔率易之语，效颦学步，其究为俚语、为纤巧、为莽荡，譬之百花开而荆棘之花亦开，泉水流而粪壤之水亦流。”①因而他对后七子复古文风就不如宗道、宏道的批评来得激烈，并且对“公安派”之弊有所纠偏，提出：“取汉魏三唐诸诗细心研入，合而离，离而复合，不效七子诗，亦不效袁氏少年未定诗，而宛然复传盛唐之诗，则善矣。”②晚年他甚至想烧去自己的作品，以去轻佻浅露。③袁中道升任南京吏部郎中后不久，因病乞休，却逝于官，终年五十五岁。他的诗文有《珂雪斋集》、《游居柿录》、《珂雪斋近集》。

　　① 袁中道：《袁中郎先生全集序》，《袁宏道集笺校》第1712 页。

　　② 袁中道：《蔡不暇诗序》，《珂雪斋近集》卷三，第34 页。

　　③ 据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袁仪制中道》，第569 页。

　　第三节钟惺附谭元春钟惺（1574—1625）字伯敬，号退谷、止公居士④，湖广竟陵（今湖北天门）人。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钟一贯任武进（今属江苏）学训，酷爱诗文。在家庭的影响下，钟惺从小就刻苦学习，研习诗古文辞。他虽然外貌不扬，弱不胜衣，“为人严冷，不喜接俗客”⑤，却好奇思冥索，勤奋不懈，为诗清秀简隽，情态逼真，早年就有文名。后又师事雷思霈，雷为“公安派”袁宏道的友人，提倡“性灵说”，反对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在雷思霈的熏染下，钟惺也倾向诗歌要表现自我的主张，反对因袭模拟，故而所作诗文，愈加“清绮邃逸”①，自然流畅，“为人所称许”②。

　　钟惺虽然不爱参加当时盛行的社集活动，但却对诗坛的流弊较为了解，觉得诗风太沉闷无奇；他认为有的诗人抱残守缺，犹宗“后七子”余波，由模拟而流为肤熟，了无生机；有的诗人则承袭“公安派”遗绪，过分强调自我表现，以致演为轻佻、薄俗。为此，钟惺想另辟蹊径，对“后七子”、“公安派”末流进行纠补矫偏。他认为诗坛的这些失弊，主要在于诗人们的学问浅薄，不了解古人，往往“取古人之极肤、极狭、极熟，便于口手者，以为古人在是”，而不知古人有“幽情单绪”的复杂情感和“孤行静寄于喧杂之中”的深奥之作③，因此，他要阐发古人的幽深孤峭，将其揭之于世，以“发覆指迷”④，开人眼界。

　　这些看法得到同邑谭元春的响应。谭元春（1586—1637），字友夏，比钟惺小十二岁。谭元春认为写诗要注意文辞的修饰，要精心雕刻，将性灵的复杂幽深表现出来，使之能“常浮出纸上”，“譬如狼烟之上虚空，袅袅然一线耳”⑤，决不可率直如话，浅薄得毫无诗意诗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