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边，崇祯帝采纳了宣大总督王象乾的建议，对于势力最强的察罕部每年给金八万一千两，以示羁縻。又命杨鹤为兵部左侍郎，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并同意杨鹤“以抚为主”的思想。

　　鉴于前方各镇兵饷匮乏的情形，崇祯帝令户部尚书毕自严将新旧钱粮彻底查清，详细禀报。有人建议裁减驿站冗卒，每年可省银几十万两，他当即表示赞同。此时，只要能纾燃眉之急，于财政危机有所补苴，任何建议他都会赞赏。

　　从天启七年八月至崇祯二年七八月间，崇祯帝确实做了不少的事情。他寄希望于官僚士大夫集团的精忠、能干，正如他自己所言：“朕御极之初，嘉与士大夫臻平康之理。”①但是，明末社会积弊已深，仅靠短时期内的一些措施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危机的。以他最痛恨的党争而言，阉党余孽仍然活跃，并时刻准备翻案。崇祯元年（1628）十一月，会推阁臣，名单上有① 《明史》卷二三《庄烈帝纪》。

　　② 《明史》卷二五九《袁崇焕传》。

　　③ 《明史》卷二五九《袁崇焕传》。

　　① 蒋平介：《东林始末》。

　　礼部侍郎钱谦益等十一人，未在其中的礼部尚书温体仁利用崇祯帝厌恶朋党的心理，攻击钱谦益“结党受贿”。果然，钱谦益被罢职；那些支持他的大臣，如吏科给事中周允儒、瞿式耜，御史房可壮等被说成是“钱党”，而遭降职，乃至遣戍。慑于崇祯帝严威，内阁更不敢犯颜直谏。总之，事实渐已表明，崇祯帝要实现自己的理想是困难重重。

　　第二节重宦官、轻文臣崇祯二年（1629）十一月，崇祯帝对文臣集团的态度有了惊人的改变，愈来愈对他们表示失望；与此同时，宦官再次受到皇帝青睐。从而重新形成了“重宦官、轻文臣”的人事格局。

　　崇祯元年（1628）至三年，接二连三发生了几起令他恼火的事情：一是大学士刘鸿训公然声称，“皇上毕竟是冲主”，且在朱批上擅自增改御言。

　　一是首次会推阁臣，温体仁攻击钱谦益结党受贿，为“盖世神奸”，而群臣则纷纷为钱谦益辩解。

　　而崇祯二年（1628）十二月，袁崇焕的“叛变投敌”、“谋反朝廷”更是给崇祯帝重重的一击。这年十月间，皇太极率十万精骑，避开袁崇焕把守的锦州、宁远、山海关，绕道蒙古，入长城，攻遵化。袁崇焕闻讯，急驰入援，沿途分兵防守抚宁、永平、丘安、丰润、玉田、蓟州，并于后金兵之前赶到通州。后金军惧败，西犯京师。袁崇焕又不顾士马疲劳，飞抵京师，在广渠门外与后金兵展开了一场鏖战，最后打退了敌兵，胜利保卫了北京。后金于是用反间计，言袁崇焕与之早有密约，将为城下之盟。崇祯帝信以为真，于是冤杀了袁崇焕。

　　崇祯帝当然不会意识到，真正的奸臣不是钱谦益，而是温体仁一伙。也没能想一下，后金之所以避开袁崇焕，绕过宁远，由大安口、龙井关、洪山口入逼北京，正是因为袁崇焕防守辽东是后金不可逾越的长城，杀袁崇焕无疑是自毁长城。上述三件事，使崇祯帝认为：“外廷皆不足恃”。他说：“朕御极之初，撤还内镇，举天下大事悉以委大小臣工，比者多营私图，罔恤民艰，廉谨者又迂疏无通。己巳之冬，京城被攻，宗社震惊，此士大夫负国家也。朕不得已，用成祖监理之例，分遣内臣监视。”①“士大夫负国家”成了崇祯帝思维的一个新的症结与特点。

　　崇祯二年（1629）十一月，后金兵南下，崇祯帝派乾清宫太监王应朝监军。十二月，以司礼监太监沈良佐、内官太监吕直提督九门及皇城门，司礼监太监李凤翔提督京营。这次宦官行使监军和提督京营大权，表面上是因边患而不得已为之，实际上是他对文臣集团轻视态度的必然结果。

　　更大规模地起用宦官是在崇祯四年（1631）九月至十一月间，主要的任命有：太监张彝宪总理户工二部钱粮，唐文徵提督京营戎政，王坤、刘文忠、刘允中、吴直等分赴宣府、大同、山西监视兵饷；另外，王应朝、张国元、王之心、邵希韶等太监分别往关宁，蓟镇东协、中协、西协监军。自此，各地重镇都派有太监监军，职权在督抚之上。其中令人惊诧的是，崇祯帝派内臣总理户、工二部钱粮，将堂堂的户、工部尚书搁置一旁。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这种做法很自然遭到了文臣们的极力反对，他们认为这是“辱朝廷而亵国体”。南京礼部主事周镳上疏，恳请裁抑宦官，却被削职。有一次，崇祯帝对大臣们说：“诸臣欲实心任事，朕也何需此辈？”崇祯六年（1633），阅视宣府太监王坤上疏弹劾大学士周延儒，使宦官与官僚之间的斗争更趋激烈。宦官公开上疏，无所忌惮地攻击文官之首，这也是历朝罕见的现象。给① 《明季稗史初编》上卷，第78 页。

　　事中傅朝佑、左副都御史王志道上疏极言其非，却被崇祯帝视为“沽名立论”，削职而去。奇怪的是，在这场斗争中，内阁持沉默态度。

　　宦官干政的种种劣迹，历朝屡见不鲜。他们的专横、暴戾、贪婪、无耻，令人切齿痛恨。前朝大珰魏忠贤更是臭名昭著。但崇祯帝为何又偏偏重用宦官呢？客观地说，所谓“原非得已”，即对士大夫的失望只是原因之一。此外，他还认为，宦官能否为害，关键在于皇帝的英明与否，以他自己的英明，宦官是会为自己所用的。崇祯四年（1631）十一月，太监张彝宪进言征天下逋赋以佐军饷，颇得崇祯帝赞赏。崇祯六年（1633），太监王坤上疏揭发宣府巡抚马士英侵吞饷银六千两，崇祯帝喜不自禁，认为宦官能不顾情面，力除积弊。崇祯八年（1635）七月，崇祯帝命张元佐为兵部右侍郎，镇守昌平。当时提督内臣即日前往。崇祯帝对阁臣们说：“内臣即日就道，而侍郎三日未出，何怪朕之用内臣耶？”①然而，崇祯帝不可能完全摆脱士大夫集团，彻底委政于宦官。在内心里，崇祯帝在用宦官的同时，仍希望文臣们能振作、为明皇朝效力。这种矛盾心理的困扰导致了他对宦官与文臣态度的再次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