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八年（1635）八月，崇祯帝终于下诏尽撤各道监视太监。他说：以前“朕不得已用成祖监理之例，分遣各镇监视，添设两部总理，虽一时权宜，也欲诸臣自引罪，今经制粗立，兵饷稍清，诸臣应也知省，其将总理监视等官尽行撤回，以信朕之初心”②。从崇祯八年（1635）八月至次年（1636）六月间，基本上没有内臣外出监军活动。可以说，士大夫取得了一个小小的胜利。但好景不长，七月间，清兵又一次南下，兵至居庸关。崇祯帝一看形势不妙，不假思索，即派太监李国辅、许进忠、崔良用分守紫荆、倒马、龙门诸关，勇卫营太监孙维武、刘元斌率六千人防马水一带。不久，清兵攻入昌平，直接威胁京师。崇祯帝令兵部尚书张凤翼总督诸路援军，太监高起潜为总监。辽东前锋祖大寿、山海关总兵张时杰俱归属高起潜指挥。此后又以太监张云汉、韩赞周为副，提督巡城阅军；魏国征总督宣府，邓良辅为分守；卢维宁总督天津、通州、临清、德州，孙茂霖为分守。从这时中官的委任来看，已不仅仅是监纪，而且是总督、分守，直接指挥人马。兵部右侍郎仇维桢、工部侍郎刘宗周等上疏，请罢内臣督兵，崇祯帝对此不理不睬。崇祯十年（1637）间，永平兵备刘景耀、关内守备杨于国觉得对高起潜这样一个宦官行属礼实在是一种耻辱，于是上疏自请免官。刘、杨二人被认为是“徇私瞻顾，殊属藐玩”，降职三级。自此之后，各地文武大臣俯首屈膝，一声也不敢吭。

　　从崇祯九年（1636）至十七年（1644），皇帝对宦官始终宠信有加。但是，崇祯十三年（ 1640）间，崇祯帝对文臣与宦官的态度又有了微妙的变化。这年三月，下诏撤回各镇内臣；次年十二月，又令停止内操，不准内臣神宫等监及各司局库干预外政；崇祯十五年（1642）正月，再罢提督京营内臣。崇祯帝这种反复无常的措施，反映了他对文臣从希冀到失望的心理变化。面对时局日蹙，他对文臣的偏见也就越深，以致最后发出“文臣个个可杀”的慨叹。

　　崇祯帝力图借用的宦官的能力是十分有限，而且贪赃枉法较之文臣有过① 《烈皇小识》卷四。

　　② 《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四。

　　之而无不及。崇祯十一年（1638）十月，清兵入犯蓟昌，太监郑希诏与总督吴阿衡却饮酒百杯，烂醉如泥，置十万火急之军情于不顾。崇祯十五年（1642），太监刘元斌监军河南，杀良冒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面对农民起义的强大声势，监镇居庸关、宣府的太监杜之秩、杜勋竟开门投降；后来攻北京城时，杜勋入城进行劝降，守城太监曹化淳遂降。崇祯帝用宦官，并自信能驾御，却没想到用宦官则文臣丧气，用宦官则时局更乱，最后宦官献城，自己走投无路。总之，崇祯帝重宦官、轻文臣只能导致宦官集团与士大夫集团矛盾的激化，以及加速了士大夫集团的离心趋向。

　　第三节急躁与褊狭的性格国事乱如麻，崇祯帝则求治心切，究竟先从哪儿下手呢？他的看法是，什么问题最突出先解决什么问题。在剪除逆党之后，农民起义与清兵的威胁便是摆在他面前的两大问题。当时，一些有识之士提出要达到天下大治，必须注意培养元气，稳扎稳打。崇祯元年（1628），左副都御史杨鹤进言：国家“譬如重病初起，百脉未调，风邪易入，道在培养”①。崇祯帝在召见大学士成基命时，问他有何办法整肃纲纪。成基命认为，要理出头绪，骤然变更，只会越理越乱。崇祯帝却说：“慢则纠之以猛。”崇祯二年（1629），顺天知府刘宗周上疏，认为求治太急，不免于见小利而窥近功，劝崇祯帝首除新饷，以收拾人心为本，以尧、舜之心，行尧、舜之政。崇祯帝又认为这是迂腐的空论。崇祯帝对民心、元气的忽视，对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百姓仍然加派不断，实行竭泽而渔，这无异于火上浇油，使阶级矛盾更趋激化。

　　天启七年（1627），白水王二起义，揭开了明末农民战争的序幕。不久，府谷人王嘉胤、安塞人高迎祥等揭竿而起，攻城陷地。崇祯三年（1630）前后，张献忠、李自成也加入了起义队伍。崇祯帝任命杨鹤往陕西加以“招抚”，并以御史吴甡领库银十万两前往放赈，但起义军“旋抚旋叛”。崇祯帝并没意识到陕西“十室九空”、“人相食”的惨状并不是十万两银子所能改变的。崇祯三年（1630）十二月，诏令增派辽饷，于原来的亩征九厘之外，再征三厘，即增加了百分之三十的税收。百姓怨声载道，该年二、三月间，山西从起义军的人为十之一，六七月间为十之三，入冬至十之五六。崇祯六年（1633），命悍将曹文诏节制山西、陕西官军对义军进行围剿。但是到年底，高迎祥、李自成等率义军突破黄河天险，进入明朝的腹心地区——河南。崇祯八年（1635），义军攻下凤阳，并焚毁皇陵京殿与龙兴寺，挖了朱家祖坟。崇祯帝闻知后，素服避殿，哭告太庙，下罪己诏。崇祯十年（1637），命杨嗣昌为兵部尚书，专力剿杀农民军。杨嗣昌制定了“四正六隅十面网”的战略，即陕西、河南、湖广、凤阳为“四正”，以剿为主；以延绥、山西、山东、应天、江西、四川为六隅，以堵为主，张十面之网，对农民军围追堵击。崇祯十一年（1638），农民起义逐渐处入低潮。李自成部连连遭挫，处境艰难。张献忠、刘国能、罗汝才部相继受抚。但次年，张献忠于谷城再次起义，尤其是崇祯十四年（1641），李自成由商雒山进入河南，成千上万的饥民纷沓而至。李部所向无敌，克洛阳，杀福王朱常洵。至此，崇祯帝更是气急败坏。然而，他只是咒骂督抚围剿不力，唯独没有设法解决这种致乱之源。相反，崇祯十年（1637）十月，诏告天下，增剿饷二百八十万，允诺一年为期。可是一年过去了，“流贼”并没平定，只好续征剿饷。崇祯十二年（1639）六月，他又批准了杨嗣昌抽练边兵七十三万的计划，加征练饷七百三十多万两。三饷加派，多达一千六百余万两。八月二十五日，杨嗣昌以大学士之衔就任督师，节制督抚，前往征伐。崇祯帝对杨嗣昌此行寄予了厚望，赐宴饯行，面授机宜，并亲笔题诗相赐。诗云：“盐梅今暂作干城，上将威严细柳营。一扫寇氛从此靖，还期教养遂民生。”但他万万没料到杨嗣昌因襄阳王、贵阳王被张献忠处死，自度难免，自杀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