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烈皇小识》卷四。

　　第四节孤独的勤政者崇祯帝自即位之日起，试图一改多年积弊。最初两年里，厘革、规划、擢拔，确有成效。他勉励各地督抚“提起精神，殚靖忠画”；恢复官吏久任的制度；告诫大臣摈弃门户之见，化异为同。他决心要改变大臣们萎靡的精神面貌，他要整个官僚机器跟上自己的步伐，围绕自己的旨意拼命地运转。为此，他总是事无巨细，事必躬亲。

　　崇祯帝习惯于早起，他要思考几个问题，以便早朝时考一考他的大臣们。他经常利用召见群臣，或给不测之恩，或施不测之威。一次，他读了给事中韩一良“劝廉惩贪疏”，点头称是，马上传令召见。但大学士刘鸿训认为此疏“有交际”、“有纳贿”两事不实。崇祯帝则言：“朕阅一良所奏，大破情面，忠鲠可嘉，当破格擢用，可加右佥都御史、吏部尚书。”①但他还是要韩一良将“纳贿”之事解释清楚。韩含含糊糊，只是回答听说而已。这下，崇祯帝可火了，骂道：“岂有纸上说一说，就给个都御史？前后自相矛盾，显是肺肠大坏，本当拿问，念系言官，姑饶这遭。”②崇祯帝对这一手挺得意，这既是对不负责的奏对的一个警告，却又表示皇恩浩荡，不加深责，让大臣更实心为自己办事。

　　疆域多事，奏章也繁。崇祯帝往往自己亲自批阅奏章。崇祯九年（1636）二月，武举陈启新上疏，言当今有三大弊病。一是科目取人，一是资格用人，一是推知行取科道，并提出了停止科目，荐举孝廉，蠲免灾伤钱粮，专拜大将等建议。当时内阁不敢接纳此疏，于是他携疏在正阳门前连跪三日。后来内臣发现，将此疏转呈崇祯帝。崇祯帝读罢，认为陈启新的奏疏虽然不合进呈惯例，但他指出了时弊，还是可取的。特命外廷授职。陈启新被升为吏科给事中。崇祯帝对于那些纸面上娓娓动听，却无实际价值的奏疏则非常反感。曾应遴在兵科任事，他上疏总是喜欢从一至数十的罗列，分不出轻重。崇祯帝特地召见，专意诘责。崇祯帝每天不知批阅多少奏疏，碰上这种空洞无物的奏疏也真够他受的。其实，别说奏章，即使是阁臣的拟旨也是难以对付的。崇祯帝遇事自有主张，阁臣们的票拟如果与之相违，那他还要通读原疏。崇祯九年（1636）秋，清兵入犯，命大臣上策，张作楫上疏中有“提兵十万，逗遛不前”等话，崇祯帝即令张作楫回话，这是指谁？张作楫本来是夸大其词，没料到皇上如此精细，于是只好参劾总监高起潜，纵兵殃民，还涉及到兵部尚书杨嗣昌。见到此疏，崇祯帝怒不可遏，在原疏上大笔涂抹，以致“皇上”二字也加上了一个大“×”。张作楫被革职。同年十月，工部侍郎刘宗周上《痛恨时艰疏》，劝崇祯帝不要徒倚风雷，不要轻率改作，应当“以宽大养人才，以忠厚培国脉，发政施仁，收天下泮涣之心”①。崇祯帝大怒，命阁臣拟严旨治罪，但每次拟旨都不合意，改拟达四次之多。崇祯十年（1637），吏部尚书郑三俊因曲庇侯恂下狱，卢象升等十余疏言冤，内阁先后拟旨“回话”、“为民”、“提问”，三改，崇祯帝都不满意。于是亲批：“可将三俊罪状，一一讲明，不必更处奏事官。”内阁再拟旨，当晚即下。同年六月，① 《烈皇小识》卷一。

　　② 《烈皇小识》卷一。

　　① 《明史》卷二五五《刘宗周传》。

　　内阁票拟议罢首辅温体仁，拟旨中有“人夫、禄米”等项，但崇祯帝将这些抹去，只批了三个字：“放他去。”

　　尽管案牍堆积如山，但例行的经筵与日讲仍照常举行。经筵是皇帝繁忙政务之外，学习“四书”、“五经”及《资治通鉴》等典籍的重要机会。崇祯元年（1628）二月首次开经筵；崇祯七年（1634），日讲官由六人增为七人。每次经筵，崇祯帝显得和蔼可亲，先是恭听，讲后则常向讲官提出许多问题。有的讲官进讲颇合皇帝口味，则常会破格擢拔。譬如，少詹事文震孟讲《春秋》，深得皇帝喜欢。崇祯八年（1635）六月，正逢增置阁臣之时，崇祯帝召廷臣数十人试以票拟，结果文震孟虽然未至，仍被特擢为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参预机务。崇祯帝日益把日讲与经筵变成召对了。崇祯十一年（1638）二月十二日，经筵刚完，即召礼部左侍郎顾锡畴等二十余人，问保举与考选哪种方法最适合选拔人材？诸臣唯唯诺诺。黄景昉进言刑部尚书郑三俊含冤下狱。十六日，正逢日讲，崇祯帝面谕黄景昉，郑三俊即使清白，也办不了事。十九日上朝之后，崇祯帝先是严厉斥责了一番郑三俊“欺罔委卸”，接着说：“但念别无赃贿，姑作回家听拟。”①其实，崇祯帝也知道此案错了，只是为了显示自己威德，才改系狱为回家听拟。崇祯帝重视经筵、日讲，是因为他寄希望于能从先圣与古史中找到一些治国之策。

　　每逢殿试之际，崇祯帝更是十分认真。崇祯十三年（1640）二月会试，大学士薛国观、蔡国用为考试官，取士三百名，名列前茅的有邹式金、杨琼。到三月廷试时，崇祯帝召考其中的前四十八人。崇祯帝问：“边隅多警，何以报仇雪耻？”魏藻德对曰：“以臣所见，使大小诸臣皆知所耻，则功业自建”，并陈说自己曾戍守通州的情况。崇祯帝认为可用，即拔为第一名。而邹式金被抑为二甲，杨琼被抑为三甲。薛国观因此失去了崇祯帝的恩宠，六月份就被罢职。

　　处于非常之世的崇祯帝，处理具体事物也往往打破常规，违背封建礼教。崇祯十一年（1638），农民起义的烽火正旺，崇祯帝所倚重的杨嗣昌、陈新甲、方一藻虽均有家丧，但也予“夺情”起用。少詹事黄道周针对此事连上三疏，指责此三人不守丧、不忠不孝，并诘问皇上为何用这种人？崇祯帝责问黄道周用心何在？不料黄言正辞严，毫不让步。崇祯帝一气之下，将迂腐的黄道周连贬六级，发配江西。崇祯十六年（1643），给事中郝昌、御史蒋拱宸疏劾吏部文选郎吴昌时贪赃枉法，勾结中官李端、王裕民泄漏内阁机密，崇祯帝对于外臣结纳内臣之事尤为忌恨，于是召文武百官，亲自审讯，并用刑打断吴的大腿，犹不解恨，将吴论死。阁臣奏：“殿陛用刑，实三百年未有之事。”崇祯帝说：“吴昌时这厮，也三百年未有之人。”①即使皇亲国戚，对于崇祯帝的所作所为同样是意见纷纷。为了筹饷，崇祯十二年（1639），崇祯帝开始向皇亲筹借。首先找的是他曾祖母家的武清侯李国瑞，数目是四十万两。但李国瑞死活不肯交，相反，拆毁房屋，把器皿什物摆在大路上变卖，以示自己一无所有。许多国戚也为他说情。崇祯帝并不罢休，立即逮李国瑞入狱，李惊吓而死。正当此时，崇祯帝最宠爱的五皇子慈焕不幸因病死去，令他痛苦之极。崇祯帝令戚贵们助饷之事随之化为泡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