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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塞艺苑
中国通史第九卷-中古时代-明时期 (下)
来源: | 作者:白寿彝 | 发布时间: 1121天前 | 75673 次浏览 | 分享到:

  ③ 《诗后稿》卷四“予病中颇爱作诗..”。

  ④ 李东阳:《诗前稿》卷二《怀竹》。

  ① 李东阳:《南行稿》西湖曲五首之三,见《怀麓堂全集》。

  ② 均见李东阳:《诗前稿》卷六。

  入宋、元,溯流唐代”③,认为诗是“托物寓情而为之者”,应当“贵情思而轻事实”①。这无疑对李梦阳等前七子的文学复古运动的形成和发展是有力的推动,而比起他们“诗必盛唐”的论断和专事模拟的主张,思路要开阔得多。显赫的政治地位,加上对文学的热爱和才华,使李东阳成为当时文坛的领袖。他家门庭若市,“每日朝罢,则门生群聚其家,皆海内名流,其座上常满,殆无虚日,谈文讲艺,绝口不及势力”②。由于他的聚集作用,形成了风行一时的茶陵诗派,他也被公认“弘治、正德之间为一时宗匠,陶铸天下之士”③。

  除了文学上的造诣,李东阳的身上还有许多特点为人所称道。

  如博学。孝宗下御札问龙生九子之详。李东阳对答:蒲牢好鸣,囚牛好言,睚眦好杀,嘲风好险,狻猊好坐,霸下好负重,狴犴好讼,赑屃好文,蚩吻好吞。④这一故事被多种明人笔记反复抄录,作为博学的典型事例。其实,据李东阳自己说,他初被问时,也“仓卒不能悉具”,询问了其他几位博学之士,才搞清楚⑤。这也可以作为不耻下问的事例。

  如机敏。弘治时,少数民族使者至京师,对人说,有一偶语,“朝无相,边无将,气数相将”,无能对者。李东阳闻知,随口答道:“天难度,地难量,乾坤度量。”他用天朝的至大至尊,来反驳对明朝朝野无人的讥讽。如诙谐。李东阳为阁臣,众庶吉士进见,他出了一句上联:“庭前花始放”,让大家去对。“众哂其易”,却又一时无从对起,他说:“不如对‘阁下李先生’。”①想他人所不能想,果然有趣。

  如平和。翰林院编修崔子钟善饮,醉酒则吟:“刘伶小子,恨不见我!”他常在五鼓时,踏月长安街,席地坐饮。李东阳入朝行至,崔子钟拱手于轿首,以酒相邀:“老师得少住乎?”李东阳即下轿连饮数觥,待天明,乘轿去。②如孝顺。文人似乎离不开饮酒。李东阳“素不善饮”,在翰林院任官时,却常饮酒至深夜。其父不肯就寝,忍寒待其归。李东阳深感羞愧,自此终生不夜饮于外。

  李东阳的清廉也是很突出的。后来官至尚书的张邦奇目睹了这样一件事情:李东阳所取某士为外官,朝觐入京,让仆从送来两帕四扇。李说,扇可留下作画,“多帕奈何?”乃取扇而还帕。杨一清碰到了一件更为难堪之事。李东阳致仕后,他备酒肴至李府祝寿,酒器为金铸。李东阳吃惊地问:“公近亦有此器耶?”杨一清面有愧色,不敢再用。③李东阳致仕后,家境很不宽裕,可见以上二事绝非出于矫饰。据说,他“罢政居家,请诗文书篆者填塞户限,颇资以给朝夕。一日,夫人方进纸墨,③ 《明史》卷二八五《文苑一》。

  ① 李东阳:《怀麓堂诗话》,见《怀麓堂全集》。

  ② 焦竑:《玉堂丛语》卷七《恬适》。

  ③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二六《诗三》。

  ④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七《龙子》。

  ⑤ 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三《赑屃等各不同》。

  ① 李绍文:《皇明世说新语》卷七《排调》。

  ②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八《史四》。

  ③ 焦竑:《玉堂丛语》卷五《廉介》。

  东阳有倦色,夫人笑曰:‘今日设客,可使案无鱼菜耶?’乃欣然命笔,移时而罢”④。他死后,家徒四壁,几不能治丧,多亏门生故吏捐助金钱,方能完葬。做了十八年内阁大臣,六年首辅,却两袖清风,需要作字作画才能添鱼添菜待客,在明代的官僚中,堪称一绝。

  作为一代文宗,李东阳留下了大量文字,他自己编辑收入《怀麓堂稿》中。这是明代中叶最重要的文集之一。

  ④ 《明史》卷一八一《李东阳传》。

  第十八章王恕马文升刘大夏孝宗在位的弘治朝,人材称盛。尚书都御史王恕、马文升、刘大夏等,人称为“弘治三君子”,名声甚至超过了内阁刘、李、谢三臣。他们各有特点,堪称老成之士。

  第一节王恕王恕(1415—1508)字宗贯,号介庵,晚号石渠,①陕西三原人。正统十三年(1448)三十四岁时中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以钻研古文辞为风气,但王恕“不喜为古文辞,务以明体适用,本之经术,博极经济”。因此,他没有被授以翰林官,“出为大理寺左评事”②。

  景泰五年(1454),王恕由大理寺左寺副外迁扬州知府。值得一提的是,他于扬州创办的资政书院,在明中叶地方官员于治地开办的书院中具有代表性,不少学生以后成为官僚。天顺四年(1460)考察外官,王恕治行第一,超升江西右布政使,一跃而成方面大吏。四年以后,升河南左布政使。

  河南、湖广、陕西三省交界处的荆襄山区,是个不安定的地区,数以万计的流民迁入其间。成化元年(1465),河南西华人刘通(绰号刘千斤)及石龙(绰号石和尚)等聚众起义。朝廷派大兵镇压,升王恕为西副都御史,协助工部尚书白圭治其事。王恕的观点是:“民可抚也,而奸民好乱者,非兵不威。”①与一味贪杀求功的官员相比,王恕更重视对流民的抚治,在用兵立威收效之后,他“榜谕流民,各使复业”。这一安抚措施缓和了流民的反抗情绪,也解决了流民的生计问题。当地为王恕建立生祠,许多人家挂起了王恕的画像。②他在处置地方事务中获得了一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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