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么是伤员呢？也许不是跟我说的吧？对了，我不是得了伤寒吗！怪不得叫我

伤员呢！”于是，他第三次试着睁开眼睛，这回终于成功了。从睁开的小缝里，他最先

看到的是他面前有一个红色的球，但是，这个球又让一个黑糊糊的东西挡住了。这个黑

糊糊的东西向他弯下来，于是，他的嘴唇触到了玻璃杯口和甘露般的液体。心头的那团

火逐渐熄灭了。

    他心满意足地低声说：“现在可真舒服。”

    “伤员同志，您看得见我吗？”

    这问话就是向他弯下来的那个黑糊糊的东西发出来的。

    这时，他又要昏睡了，不过还来得及回答一句：“看不见，但是能听见……”

    “谁能想到他还会活过来呢？可是您看，他到底挣扎着活过来了。多么顽强的生命

力啊。尼娜·弗拉基米罗夫娜，您真可以骄傲。这完全是因为您护理得好。”

    一个女人的声音非常激动地回答：“啊，我太高兴了！”

    昏迷了十三天之后，保尔终于恢复了知觉。

    他那年轻的身体不肯死去，精力在慢慢恢复。这是他第二次获得生命，什么东西都

像是很新鲜，很不平常。只是他的头固定在石膏箱里，沉甸甸的，他也根本没有力量移

动一下。不过身体的感觉已经恢复，手指能屈能伸了。

    一间四四方方的小屋里，陆军医院的见习医生尼娜·弗拉基米罗夫娜正坐在小桌子

后边，翻看她那本厚厚的淡紫色封面的笔记本。里面是她用纤巧的斜体字写的日记：

    １９２０年８月２６日

    今天从救护列车上给我们送来一批重伤员。一个头部受重伤的红军战士被安置在病

室角上靠窗的病床上。他只有十七岁。我收到一个口袋，里面除了病历，还有从他衣袋

里找出来的几份证件。他叫保尔·安德列耶维奇·柯察金。

    证件有：一个磨破的乌克兰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九六七一号团证，上面记载的入团时

间是一九一九年；一个弄破的红军战士证；还有一张摘抄的团部嘉奖令，上面写的是：

对英勇完成侦察任务的红军战士柯察金予以嘉奖。

    此外，还有一张看来是他亲笔写的条子：

    如果我牺牲了，请同志们通知我的家属：舍佩托夫卡市铁路机车库钳工阿尔焦姆·

柯察金。

    这个伤员从八月十九日被弹片打伤以后，一直处于昏迷状态。明天阿纳托利·斯捷

潘诺维奇要给他做检查。

    ８月２７日

    今天检查了柯察金的伤势。伤口很深，颅骨被打穿，头部右侧麻痹。右眼出血，眼

睛肿胀。

    阿纳托利·斯捷潘诺维奇打算摘除他的右眼，以免发炎，不过我劝他，只要还有希

望消肿，就先不要做这个手术。他同意了。

    我的主张完全是从审美观点出发的。如果这个年轻人能活过来，为什么要摘除一只

眼睛，让他破相呢？

    他一直说胡话，折腾得很厉害，身边必须经常有人护理。

    我在他身上花了很多时间。他这样年轻，我很可怜他。只要力所能及，我一定要把

他从死神手里夺过来。

    昨天下班后，我在病房里又呆了几个小时。他的伤势最重。我注意听他在昏迷中说

些什么。有时候他说胡话就像讲故事一样。我从中知道了他生活中的许多事情。不过，

有时候他骂人骂得很凶。这些骂人话都是不堪入耳的。我听了之后，不知道为什么感到

很难过。阿纳托利·斯捷潘诺维奇说他救不活了。这老头生气地咕哝说：“我真不懂，

他差不多还是一个孩子，部队怎么能收他呢？真是岂有此理。”

    ８月３０日

    柯察金仍然没有恢复知觉。现在他躺在那间专门病室里，那里都是一些快要死的病

人。护理员弗罗霞寸步不离地守在他身旁。原来她认识他。很久以前，他们在一起做过

工。她对这个伤员是多么体贴入微呀！现在连我也觉得，他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

    ９月２日

    现在是夜里十一点。今天简直是我的节日。我负责的伤员柯察金恢复了知觉，他活

过来了。危险期已经过去了。这两天我一直没有回家。

    又有一个伤员救活了，现在我的愉快心情是难以形容的。

    我们病房里又可以少死一个人。在我个人的繁忙工作中，最愉快的事莫过于看到病

人恢复了健康。他们总是像小孩子那样依恋着我。

    他们对朋友真挚而淳朴，所以当我们分别的时候，有时我甚至掉了眼泪。这未免有

些可笑，然而却是事实。

    ９月１０日

    今天我替柯察金写了第一封家信。他说他受了点轻伤，很快就会治好，然后一定回

家去看看；实际上他流了很多血，脸色像纸一样苍白，身体还很虚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