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心潮起伏，静静地躺下来，等待着。

    我们被送到“刑场”已经是傍晚了。我不禁一愣，但很快明白我应怎么做；野战医院医生给伤员动不动就总切除手术，这一点大家都有耳闻了。在伤员繁多的情况下，切除往往比修补简单快捷的多。克姆里奇的影子一下跃到我眼前。我就是疼到动手抓他们的头也决不去注麻药。

    还算可以。那个医生把我伤口挑动了半天直疼得我双眼发黑。“别装蒜了，”他狠狠地骂了一句，又开始扎起来。手中的器械像疯狂地野兽在灯光下闪亮着。我钻心般疼痛。旁边一边一个护士紧紧抓住我的胳膊，但还是被挣脱一只。那家伙发现我挥拳往他眼镜砸去，往后一跳躲开了。“快给这个混蛋注射麻药。”他歇斯底里地吼叫着。

    我便恢复了平静：“对不起医生，我肯定不再动了，请别给我上麻药。”

    “那就这样，”他笑出声来。这个家伙不到三十岁，金黄头发，脸上有几块伤疤，一副眼镜让人看了难受。他拿起医疗工具，开始动手。但我很快感觉到他是故意在戏弄我。一边不停地挑动我的伤口，一边用斜眼偷偷地透过眼镜看我。我强咬牙关，双手拼命地抓着把手，宁死我也不在他面前叫喊。

    他把挖出的弹片扔到我身上。现在他看上去对我的举动比较满意，他还细微地给我上好夹板并对我说：“你明天可以回家了。”然后我又打上石膏。我准备见到克络普时对他说：“明天早晨也许会开来一列运送伤兵的火车。”

    “我们得找找那个中士医生，好把我们弄到一块儿，阿尔贝特。”

    我递给那医生那支中间贴着商标的大雪茄，事情就解决了。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他，他只闻了闻雪茄说：“你还有这玩意吗?”

    “好多呢，”我对他说，“那是我的朋友，”我又用手指指克络普，“他更多，不过我们想明天从运伤兵的火车窗口递到你手中。”

    他一听就明白了，又深深闻了一下雪茄说：“好吧。”

    我们俩彻夜未眠。整个晚上，我们病房里先后死了七个人。有一个临终前残喘着粗气，呻吟着，还用又高又尖的破嗓子唱了一个钟头的男高音赞美诗。另一个，从病床摸索到窗前好像再也看不到外面了似的，又沮丧地躺到床上去了。

    我们被担架抬到月台上等待火车驶来。下起雨来，月台上没有地方可以蔽雨，我们的被单又窄又薄。在这里已经整整淋了一个钟头，还没来车。

    我预感会有什么意外，心里坎坷不安。那个中士医生像母亲一样精心地照料着我们，我不时地假装整理背包给他看，还先给了他一支雪茄。那中士为了表示感谢又给我们盖了一层帐篷布在上面。

    “阿尔贝特，”我又忽然想到一件事情，“咱们那张折叠的大床，和笼子里的那只猫还有……”

    “从活动中心搬来的那两把安乐靠椅。”他接着说。

    那几把舒舒服服的用红丝绒包装的活动中心的安乐靠椅，它曾和我们一块儿度过好几个夜晚，我们像雍荣华贵的王侯一样端坐其中，还想以后用它们出租挣钱呢。隔一个钟头抽一颗烟，的确可以无忧无虑以此为业来轻闲度日呢。

    “阿尔贝特，”我又想起一件事说，“那袋食品也留下了。”

    说完俩人都神色沮丧起来。我们还很需要那些东西呢。克托肯定会明天把东西都带来给我们的，只可惜火车不会推迟一天的时间再出发。

    命该如此了。医院里的伙食尽是些干巴巴地面食，可惜我们那装着罐头食品、烤猪肉和其他美味的几个袋子。但现在我们却显得很安静，身体己极度虚弱了，情绪也变得稳定了。

    担架已经湿透了，火车才在早上开到。我们被那中士安排到同一节车厢里。还有一些红十字会的护士也在里面。克络普睡在下铺，我被特意安置到他上铺去，他们把我小心地抬了进去。

    “我的老天!”我惊叫起来。

    “怎么啦?”护士问我。

    我铺位上的雪白色亚麻布床单新新的，一个褶皱都没有，而我的衬衣却又脏又旧在身上连续穿了六个礼拜了。

    “你行动不方便是吗?”那护士关切地问我。

    “没事，”我汗往下淌，“您可以把被褥抽走吗?”

    “怎么啦?”

    我自己浑身像一头脏兮兮的猪似的，怎么睡进去呀?“那里太——”我犹豫着说。

    “怕脏了是吗?”她怕我不好意思，说，“没事我们还会再洗干净的。”

    “我，我不是那个——”我有些结巴。她的热情，我竟有些不习惯。

    “你们在战壕都睡过，我们还怎么在乎洗一洗床单呢。”她轻柔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