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个年轻貌美的姑娘，皮肤健康细腻，我真难以置信，她为什么不去服侍军官呢?他们肯定会不平衡，或者有些不可理喻呢。我悄悄看了她一眼。

    她是在跟我做游戏，让我不得己说出实情来。“可那是——”我说了一半，我想她应该听懂我的意思了。

    “我不明白是什么呀?”

    “我有虱子嘛。”我还是憋不住喊了出来。

    她忍不住笑了：“它们也应放假休息休息了吗?”

    我也不在乎了，躺在铺上，把被子拉开钻了进去。

    中士的手在被子上搜寻着，然后带着雪茄下去了。

    大约一个钟头，我们感觉到外边的东西在推移。我们行驶开船。

    夜深人静，我却辗转难眠。克络普也在下边翻来覆去动着。外面火车有节奏地在铁轨上滚进。我的心难以平静，发生的一切都难以置信：那张床，这列军车，还有家。“阿尔贝特，”我轻轻地向下喊他。

    “嗯——”

    “你说去那边方便?”

    “我想，在车门右侧有厕所。”

    “我得去一趟。”车厢一片漆黑，我摸索着从床边慢慢往下踩，但脚没法找东西，腿上了石膏却也没多大用，“咚”的一声便掉了下去。

    “妈的，真没用。”我小声骂道。

    “你撞伤了吧?”克络普问。

    “你没听见吗?刚才我的头都——”我小声地埋怨着。

    那个女护士拎着一盏灯，从后面车厢门里进来，盯着我看。

    “他刚才从上面掉了下来。”

    她先看了看我的脉搏，又把手放到我额头，然后说：“你并没有发烧。”  “没有。”我点头说。  “你一定做了个噩梦吧?”她又问。  “好像是……”我想引开她的提问，她却不停地往下仔细追问，一双晶莹的眼睛那么漂亮地冲我眨着。我无论如何都不愿告诉她，她实在太整洁大方了。

    她又把扶上铺位。但要是她一离开，我还得再爬下来。要是面前是老太太，我会不假思索地告诉她，我想干什么，但她却顶多二十五岁，那么年轻，我真不好意思去开口说这些事情。

    还是阿尔贝特帮助了我，他并不怕别人会不会害臊，反正他自己无所谓。“护士小姐，”他向那个女护士喊道，等人家转过身来他又说“他好像要——”。这时阿尔贝特也觉得难为情不知如何文明含蓄地表达给人家。在前线，只说一个词就解决了，但在这儿，尤其还跟一位女士那可不行。他似乎受到了什么启发，用学校里常用的方式说完了刚才的话：“我想他是要出去一下，护士小姐。”

    “是这样，”护士很温和地说，“但带着石膏就别再乱动了。好啦，您打算怎样?”她又冲着我问。

    我吃了一惊，被她问闷了。我不知道她们称那为“怎样”，是职业用语。不过她看出了我的疑惑。

    “小的还是大的?”

    真难为情!我脸通红，汗水往外直冒，吞吞吐吐地说：“只来小的——”

    无论如何，我总算解决了一道难题。

    我可以利用一个小瓶子。几个钟头后，不单我，许多人也都得到了。早晨时，我们便习惯了这些事情，说话要求也都自自然然不再难为情了。

    火车缓慢地行驶着。还总是停车，抬走在上面死了的人。

    阿尔贝特开始高烧。我倒不至于，但隐隐感觉有些疼痛，还可能有些虱子在石膏绷带下痒得我浑身不自在，又不容易搔到。

    我们连续几天都躺着睡觉。野外风景快速地从车窗上闪过，我们在第三天的晚上到了赫伯斯塔尔。护士说阿尔贝特高烧不退；下一站要抬下去。“还有多远的行程?”我问。

    “到科隆。”

    “阿尔贝特，你等着。我们不会分开的。”我说。

    等听到护士又巡视过来，我憋住气。脸涨得通红。她见了停下来问：“是不是有些疼啦。”

    “嗯，”我呻吟着，“突然就疼起来了。”

    她递给我一支体温计，便看别的病人去了，但我早已从克托那里学到了许多奇方异招。这种军用体温计，不适应那些经验丰富的老兵。只要里面水银柱子升上去，就会在真空管里保持住，再不下落。

    我向下斜着把温度计挟在胳膊下，然后不停地用手指弹击它。渐渐地它便升到三十七度九，再当我用一根火柴非常小心地加热一点它便升成了三十八度七。

    我喘着粗气，呼吸紧张；眼睛死呆呆地盯着她，无奈地眨动着；有气无力地说：“我实在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