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了一会儿，弗兰茨说：“再试一下。”

    我又一个劲地按，她还是没过来。这儿就这么一个夜间值班护士，可能是去其他病房了吧。“弗兰茨，你真的是出血了吗?”我问他，“可别让她再骂我们。”

    “都湿透绷带了，不信谁给开灯看看。”

    开关在门口，我们没人能起来去打开它。我就用大拇指按在铃钮上一直不放，让它响个不停。也可能她是工作量太繁多，一天天地又得做祷告，现在疲劳过度给睡着了，听不到铃响。

    “干脆再往外扔个瓶子。”那个持有狩猎资格证的约索夫·霍姆赫尔说。

    “铃声她都听不见，更何况这个呢。”

    好一阵子，门“砰”地开了。老太婆一筹莫展的样子走了进来。但看见弗兰茨的伤势后有些急了，还埋怨着说：“怎么也没有个人告诉我呀?”

    “我们按了铃。这儿又谁都没法走动。”

    她忙着替他包扎。血确实流的太多了。头一天睡觉前他还很健康呢，第二天早晨脸色已变得瘦小蜡黄了。有个护士便来来回回进来看看。

    有时候一些亲切可爱的红十字会志愿护士会来护班。但她们都笨手笨脚的。每次换床时总要疼得我们伤口发麻，而她们便吓得手忙脚乱，结果疼得更厉害了。

    修女们都能很灵活准确地处理我们的各种情况，但我们更希望她们多少再活泼开朗一点就更好了。不过也确实有几个幽默大方的很出色的修女。丽贝亭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她能使每一处的病房都充满欢快轻松的气氛，甚至离她很远都能感受到。还有好几个跟她差不多，为了她，我们甚至甘愿奋不顾身。修女们让我们没有理由再埋怨，她们像平民百姓一样对待我们。这与野战医院那令人心烦意乱的情况恰恰相反。

    弗兰茨·威希托尔终于没能好转。一天有几个把他抬走后，便再没回来。“我们不会再见他了。他已转到死亡病室中了。”

    “死亡病室?什么意思?”

    “就是那些重伤快咽气的伤员住的病房呗。”

    “那它到底怎样呢?”

    “快死的人都先被送到这边拐弯的一间很小的病房里，屋里摆着两张床。人们都管它叫死亡病室。”

    “可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到那后，他们可以省去不少麻烦，而且离去太平间的电梯又很近。何况他们也为别的病人考虑，不至于影响别的病人的情绪。到那里他一个呆着。他们照料起来也能更方便、更细心。”

    “他难道没感觉吗?”

    约索夫向上伸了伸腰说：“他们通常都不会有什么不好。”

    “已经有好些都听说这个事吧?”

    “住久一点的人，基本上都知道。”

    下午，又一个病人抬到了弗兰茨·威希托尔那个铺位上。他只呆没两三天就被抬走了。约索夫耐人寻味地挥了挥手。很多人不停地进进出出。

    那些泪流满面，不停地叮嘱久久不愿离开的亲人坐在床边的情形接二连三地进行着。有个老太太一直坐着舍不得走开，但又在这里陪着过一夜。第二天她一大早便赶来时，已经好些更早的人都来了。那个铺位上却已换了一张面孔。她木木地把苹果分给我们，往太平间那边去了。

    小彼得情况开始糟糕了。体温记录卡上已一天比一天严重。那天，他们推着平板车停到了他的床边。“要去哪儿”他恐慌地问。  “到包扎病室。”  于是他被抬出去了。但那个护士用一只手拿下他的衣帽和军装时，彼得拼命地在手推车上挣扎着想滚下来。嘴里还大喊大叫着：“我不去，我要留在这里!”

    他的肺被子弹打穿了。声音有气没力地发出：“我不去死亡病室里去。”她们用手按住他。

    “我们是去包扎室的。”

    “那又干吗要连军服一块儿带上呢?”他已经无话可说了，嘶哑着，颤抖着说，“就让我呆在这儿吧!”

    她们执意把他推走了，快到门口时，他又挣扎着想起来，眼里泪水如注，乌黑的卷发随着身体甩来甩去。“我不会走太久的!我很快会回来!”他哭着那么哀伤悲凉。

    安静了，门关着，大家心情复杂一言不发地躺着。只有约索夫还在说着：“出去时总是那么说，可进去了是不可能再出来的。”

    手术后，我连着两天呕吐不止。医生的文牍员说我的骨头还没合上。还有两个人骨头弯了没长到一块儿，后来又断了。很令人感到晦气。

    主任医师在病房检查时发现我们当中有两个年轻士兵长着扁平足，他非常兴奋。“你们的脚在这里很快就能矫正，”他微笑着对他们说，“只要给你们动一个小手术，你们的双脚便很快能跟正常人一样行走自如了。”护士小姐，请替我把他们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