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任安徽巡抚、江苏巡抚、两江总督兼管两淮盐政的陶澍，对多年以来困扰官民的两淮盐法和漕运之弊政，作了大胆的改革，成效很大。陶澎办理此事的有关奏疏，分别收在其《陶文毅公全集》的《漕务》、《海运》、《盐法》卷中，提供了这一改革的大量第一手资料。

　　文集中有大量的传记。任至侍郎的方苞，在其《方望溪先生全集》卷八《传》、卷十、十一《墓志铭》、卷十二《墓表》集外文卷七和集外文补遗中，为张廷玉、杨名时、汤斌、法海、蔡世远等大学士、尚书、侍郎、总督、巡抚，为梅文鼎等学者，为一般的文人、中下级官员、命妇、仆妇、贞女、僧道仆役等一百余人写了传。袁枚的《小仓山房文集》中更为王掞、鄂尔泰、张廷玉、史贻直、孙嘉淦、岳钟琪等大批文武大臣作传写铭。文集的传记文，书写的人物，官民释道，三教九流，应有尽有，从其生平言行，可以了解社会各个方面的情形，如文官之施政，武将的军功，学者的著述，地主商人的经营，妇女生活，僧道情趣，名人事迹，等等，很有史料价值。

　　文集中反映经济的史料很多。包世臣之《安吴四种》，详述农业生产与农民生活问题，还对当时出现的人多地少缺粮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张海珊的《小安乐窝文集》，总结了农业生产的某些经验，如《讲粪》篇讲施肥的作用、粪的种类、蓄粪方法、运粪工具、施粪办法。《积谷会议》、《甲子救荒私议》两篇，讲备荒救荒。他谈到致荒之因时说：“今苏松土狭人稠，一夫耕不能十亩，又大抵分佃豪户之田，一家八口，除纳豪户租，仅得半，他无所资焉，于是下户困。困则不能不抗租，而豪户下以佃户抗租无米之田，上供国家之赋，于是上户亦困。而诸无田不耕之人，又无虑十人而六七。荒形甫见，则徒手待哺之民遍郊野。”

　　总的来看，上万种文集，为研究清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学术、民族等等方面，提供了大量详细、具体、生动、可靠的好材料，必须认真阅读。

　　② 《清世宗实录》卷24，页5。

　　第七节笔记笔记是作者随笔记录当时见闻，阅读古今图书、鉴赏文物的心得，随笔撰写带有虚构性的人物故事。它具有两大特点，一系内容广泛，涉及当时和历史上社会的各个方面，如典章制度、政治事件、重要政策、内外战争、经济情形、天文地理、文物典籍、金石书画、诗词歌赋、人物轶事、少数民族、社会异闻、风俗民情、他国知识，等等。二是不拘形式，随笔所记，杂乱无章。笔记有多种名称，如笔谈、随笔、杂录、丛谈、丛话、随录、随钞、杂识、杂记、杂笔、杂著、杂忆、札记、丛录、琐言、琐谈、见闻录、记闻、旧闻、新语、客话、纪闻、偶谈、新语、述闻，等等。

　　清代是笔记集大成的时代，内容充实，形式多样，多达数百种。比较有名质量较好的清人笔记，有《广东新语》、《浪迹丛谈》、《履园丛话》、《啸亭杂录》等数十种。

　　《广东新语》《广东新语》，二十八卷，广东人屈大均著，以所叙的事物性质分类，每卷述事物一类，共分天、地、山、水、石、神、人、女、事、学、文、诗、艺、食、货、器、官、舟、坟、禽、兽、鳞、介、虫、木、香、草、怪二十八卷，凡广东之天文地理、经济物产、人物风俗，无所不包。屈大均生于明末，卒于康熙中，明生员，时以反清复明为念，痛百姓遭受战乱流离失所，故本书着重于经济效果与民生的关系，如实反映当时社会情况，揭露封建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暴政，记述特产民俗，资料丰富。如对广东沙田、洋田、坑田、萍田、旱田、碱田、潮田等各种田土的形成、生产与占有状况及其主佃关系，对清初迁海之情，皆有详细记述。其言迁海：康熙元年首下迁海之令，居民“弃资携累，仓卒奔脱，野处露栖，死之载道者以数千万计”。第二年再迁，三年又迁，民人飘零日久，养生无计，“斗粟一儿，百钱一女”，“八郡之民，死者又以数十万计”。民有误出界墙而死者，“又不知几何万矣”。实系难得之史料。

　　《池北偶谈》《池北偶谈》，作者王士禛，进士出身，康熙时以“诗文皆优”为圣祖玄烨赏识和提拔，擢用至左都御史、刑部尚书，著述甚多，仅刊行者即有三十六种二百七十卷，其诗词造诣尤深，“诗格风流，吐辞清雅，倡为神韵之说”，“主持风雅近五十年”。《池北偶谈》分为“谈故”等四类二十六卷。“谈故”四卷，记叙清代的典章、科甲制度，以及衣冠胜事，间及古诗；“谈献”六卷，主要记述明中叶以后至清初名臣、畸人、烈女等事；“谈艺”九卷，评论诗文，采撷佳句；“谈异”七卷，记述神怪传闻故事。它是一部很有价值的笔记。比如，“谈故”中“八旗开科”、“台湾开科”、“满洲乡试”等条，记顺治康熙时乡试会试制度；“殉葬”条记清初“八旗旧俗，多以仆妾殉葬”，经御史朱裴奏准禁止；“官年”条记：“三十年来士大夫履历，例减年岁，甚或减至十余年，即同人宴会，亦无以真年告人者，可谓薄俗”；“伐木”条记江南造战舰，下令郡县伐木，官吏逼洞庭一孀妪伐木运郡，因候验收，“动淹旬月，妪计无所出，乃鬻女以偿诸费”。此书还几次专述世祖福临书画之事，如西山新法海寺有一巨碑，“刻‘敬佛’二字，笔势飞动，世祖御笔也”。京城西之善果寺，有世祖赐弘觉禅师之御书：“洞房作夜春风起，遥忆美人湘江水。枕上片时春梦中，行尽江南数千里。”“戊申（康熙七年）新正五，过宋牧仲慈仁寺僧舍，恭睹世祖皇帝画渡水牛，乃赫蹄纸上用指上螺纹印成之，意态生动，笔墨烘染所不能到。又风竹一幅，上有‘广运之宝’”①。《池北偶谈》还载录一县令残酷之极，竟击杀小儿食其脑。顺治中，安邑知县鹿尽心，得痿痹病，一方士自称乩仙刘海蟾，“教以食小儿脑即愈。鹿信之，辄以重价购小儿击杀之，所杀伤甚众，而病不减。因复请于乩仙，复教以生食乃可愈，因更生凿小儿脑吸之，致死者不一，病竟不愈而死。事随彰闻，被害之家，共置方士于法”②。这一骇人听闻丧天害理之暴行，藉诸《池北偶谈》之记载，始得传闻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