③ 郑珍：《樗茧谱》。

　　④ 乾隆《巩县志》卷7。

　　⑤ 汪辉祖：《病榻梦痕录》卷下。

　　⑥ 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

　　⑦ 陈宏谋：《天津府志序》，见乾隆《天津县志》卷21。

　　⑧ 崔旭：《津门》，见同治《续天津县志》卷19。

　　① 《祖庙灵应祠碑记》，又《修灵应祠记》，均见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12。② 冼沂：《佛山赋》。

　　③ 陈宗炎：《佛山镇论》。

　　④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4、15。

　　江浙地区，商业大城市更加密集。江宁“机业之兴，百货萃焉”⑤，绸缎花色齐全，远销北京、辽沈、闽粤以及川黔各省。苏州“郡城之户，十万烟火”。“山海所产之珍奇，外国所通之货贝，四方往来千万里之商贾，骈肩辐辏”⑥。城中“洋货、皮货、绸缎、衣饰、金玉、珠宝、参药诸铺，游船、酒肆、茶店，如山如林”⑦。杭州南连闽粤，北接江淮，丝绸贸易的盛况，与江宁、苏州不相上下。扬州既是漕运咽喉，又是淮盐供应中心，这两个因素极大地刺激了商业的繁荣。上海的兴起更值得注意。陈文述《嘉庆上海县志序》称：“闽广辽沈之货，鳞萃羽集，远及西洋暹罗之舟，岁亦间至。”“诚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也。”

　　在长江中、下游，汉口是最大的商品集散市场。康熙二十三年（1684），徐炯路过此地，称其“万艘云集，帆樯蔽江，市廛鳞次栉比约三十余里。风景繁庶，民不事田产，惟趋贸易，百货会集，商贾辐辏”①。乾隆时期，盐、当、米、木、花布、药材发展成为六个最大的行业，各行皆有商总，各省客民皆有客长，“经理各行各省之事”②。这里集散的米、盐、木材，都是长途贩运的大宗商品。例如粮食，货源多半来自四川、湖南，川米经重庆、宜昌、荆州，湘米经长沙、岳州，汇总以后，再向江苏、浙江运送，所以汉口地区“粮食之行，不舍昼夜”③，“米往下载，无日无之”④。而且，除川、湘两省外，云南、贵州、广西、陕西、河南、江西等处货物，也“皆于此焉转输”⑤。

　　总的说来，区域市场是国内市场的主体，它有如下两个基本特征：第一，大宗商品的贸易跨越了省区界限；第二，形成了多层次和多渠道的供求联系。后者主要指城乡市场的结合。因为，在中国，如果没有农村市场，传统的郡县城市很难单独发展持久而稳定的商品经济，所以农村市场的出现显示了非常特殊的意义。简单地讲，农村市场是城市市场最坚实的物质基础，而国内市场则是在城乡互为市场的过程中确立和完善起来的。

　　市场交换市场的交换功能必须通过商人的活动才能实现，所以商人的经营方式也⑤ 甘熙：《白下琐言》卷2。

　　⑥ 沈寓：《治苏》，见《皇朝经世文编》卷33。

　　⑦ 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卷上。

　　① 徐炯：《使滇日记》。

　　② 晏斯盛：《请设商社疏》，见《皇朝经世文编》卷40。

　　③ 晏斯盛：《请设商社疏》，见《皇朝经世文编》卷40。

　　④ 裕谦：《裕忠节公遗书》卷4《会议筹借本银循环籴粜详》。

　　⑤ 刘献廷：《广阳杂记》卷4。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场规模的大小和商业水平的高低。

　　农村集镇因受集期的限制，铺户商人的数量不会很多，在这里，最活跃的是流动商人。一片地区内若干集镇的集期相互错开，给流动商人提供了广阔的回旋余地。道光年间，四川有一首竹枝词：“流流场赶一肩挑，上灏下府过毛桥”，自注：“日日赶场曰流流场，言如川流不息也。”①赶场，北方叫作赶集，岭南谓之趁墟，因地异名，但地不分南北，流动商人都可以根据错开的集期预先安排日程，在集镇组成的市场网络中川流不息地周转循环。

　　流动商人没有固定的门面。四川另一首竹枝词曾描述过他们的经营方式：“赶场百货压街檐，北集南墟名号添。”②具体言之：“凡城市临街..支棚摆摊卖杂货生理者，晚则收归，早则铺设。”③方式灵活简单，易于循环奔走，日用杂货的品种还可以随着季节的变换而调整，非常切合农村的实际需要。

　　庙会（或香会）是集镇贸易的传统方式，相沿成俗，而各地习惯又并不完全相同。山西介休的西关和张兰镇，每年各有两次庙会，每次会期长达十天之久，它的特点是围绕一个既定的交易场所，吸引外地流动商人参加，因此会期持续的时间较长。另如四川“遂宁县二月香会，商贾辐辏，百货具集。将散，沿途挨赶。三月初五日入（中江）县境，赶广福场福寿会，初八日赶大磉墩，初九日赶石笋场，初十日赶兴隆场，十二日赶半边山，十三日赶县城内，十四日赶回水铺，十五日出县境，赶三台县之观音场。会日，远近购器用者肩摩踵接”①。特点是会期紧凑，并按一定的路线巡回，交易活动接连跨越了好几个县区。

　　一般地讲，农村市场的流动商人，虽然以集镇为依托，但四处奔波，不可能长期滞留在某一个集镇上。城市市场的流动商人，行止较有规则，生活相对安定，一旦打开局面，站稳脚跟，其中某些人就可能改变经营方式，转化成为定居的铺户。正因为如此，所以清代许多商业城市中客籍商人的数量都大大超过了土著商人。

　　铺户属于坐商，有自己的门面，如果独资经营，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独立的核算单位，自行料理，自负盈亏，如果规模稍大，而又感到资金短缺，便常常采用集资经营的方式。道光十六年（1836），刘星云以一万三千元资本与刘仿玉等人合股于赣州，坐肆招牌曰祥泰，水贩分号曰光裕，仿玉资本约占十分之一。此后刘星云又与谢启镛等合股于吉安，字号曰群泰，并借给仿① 万清涪：《南广竹枝》，见民国《南溪县志》附《南溪文征》卷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