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行与清皇朝在经济上也有着密切的关系。粤海关的税收是庞大的，而十三行则是粤海关征税的总枢纽。粤海关所征收的税饷，有百分之九十是经行商承保输纳的。十三行经手的这些税款，主要是为清皇朝以及皇室的财政开支服务的。据统计，道光十九年一年，粤海关共征银一百四十四万八千五百五十八两。移交广东布政司藩库和留在粤海关作费用的一共才占百分之六，其余百分之九十四解往户部和内务府。另外，十三行历年交给清政府、皇室和各级官吏的捐输、报效和贡银，数量也十分巨大。

　　① 威廉·亨德：《广州番鬼录》，页15—16。

　　十三行商通过政府特许的垄断外贸特权和从外商、行外商人中搜刮掠夺，积聚了巨大的财富。关于行商对外商的剥削问题，据《中西纪事》记述：“粤中初设洋商通事，洋行据为垄断之利，诛求不已，串通官吏，规费日增”；又称：“大班来粤者，率寄寓洋行，行人事之唯谨，然所以朘削之者无所不至，又与关吏因缘为奸，课税既增，则规费抽用亦增，有取之十倍二十倍于前者”①。十三行商中家财最多而又最有势力的数伍、潘两家。道光十四年（1834），怡和行商伍秉鉴向外商宣称，他的资产“约值二千六百万元（银元）”。同文行的潘启官，被法国杂志描绘为“财产比一个国王的地产更富”，大约有一亿法郎巨款，每年消费达三百万法郎。行商中的多数都是园宅华丽，生活奢侈的。据外商记载，行商潘氏“有妻妾五十，婢仆八十，园丁役夫三十”。“彼之家园内穷奢极侈，以云石为地，以金、银、珠、玉、檀香为壁。在妇女闺房之外即有广大能容纳百名丑角之剧场，故妇人时时不难得有娱乐。又有九层高之宝塔，以大理石及檀香为壁砌成。其余珍禽宝木，美不胜收。”②行商依赖官府，但又与清朝统治者有矛盾。清朝统治者对行商的掠夺和压迫，是造成大多数行商破产的极重要原因。

　　清朝统治者给行商以外贸特权，主要是想从他们身上取得更多的钱财。

　　行商的封建负担，最经常性的是每年都要采办贡品和例进“常贡”银两，乾隆年间开始，每年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和粤海关监督，要向皇帝进献大批价值昂贵的各种珠宝珍玩，如钟表、镶嵌挂屏、花瓶、珐琅器皿、雕牙器皿、玻璃镜、千里镜、日规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委托”行商采办，价值亦由行商“赔垫”。乾隆皇帝也承认：“从前广东巡抚及粤海关监督，每年呈进贡品，俱令洋行采办物件，赔垫价值，积习相沿，商人遂形苦累”③。行商贡银始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每年为五万五千两，至嘉庆六年（1801 年），粤海关监督佶山为讨好皇帝，拟“加增九万五千两，共成十五万之数”①。除了常备贡物和贡银外，行商对皇朝的各种临时性报效、捐输，数目更是十分巨大。如乾隆五十三年（1788）为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行商捐输三十万两；嘉庆六年华北水灾，初令各洋行捐输二十五万两，随即又令同文行潘致祥独捐三十万两；河南河工，嘉庆十六年和二十五年，行商每年捐献了六十万两。

　　此外，保商制度也常给行商造成赔累。行商承保的外舶，如有偷税漏税，则由行商按五十倍到一百倍的数额罚出充公。同时一行破产，其他行商也要共同偿清其欠课和债务，这种赔累给行商增加的负担十分沉重。行商蔡世文① 夏燮：《中西纪事》卷3，页2、6。

　　② 威廉·亨德《旧中国杂记》，页78—82。

　　③ 《粤海关志》卷25《行商》，页8。

　　① 《清季外交史料》，嘉庆朝一，页4。

　　就是因赔累过甚而自杀的。

　　行商还要常受广东地方官吏的剥削勒索。承充行商常常要交贿赂四万至二十万两白银，而承充以后，官吏更进行无穷的勒索。道光十二年（1832），刚承充的福顺行商王大同，在尚未有与外商作任何交易以前，其财产已为粤海关借口勒索费用及官厅开支所全部剥夺，其本人也被以负款的罪名监禁起来。

　　行商因拖欠税饷、所保外商违法，或行商本人违禁，向外商借款和拖欠外商债务等原因，被政府逮捕下狱、鞭鞑甚至抄家和发配到新疆伊犁充军的事，几乎年年发生。这更是清政府对行商的残酷的政治压迫。

　　因此，长期以来，“公行成员的资格，并没有被看作是一种权利，却被看作是一种负担。中国政府招致商人参加公行时往往遇到极大的困难”。“破产的事情是常常发生，幸而未破产的也总是想法使自己能够尽早好好地退出公行”①。但要退商是十分之困难甚至是根本不可能的。据外国人记载，总商伍浩官“在1810 年；1826 年和1832 年都想告退，但是他一直干到他1843年逝世为止”②。清统治者的重压政策，极不利于对外贸易的发展。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以后几乎所有行商都面临着倒闭歇业的危机。18 世纪后期，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挟厚资而来扩张贸易的时候，十三行商在与西方商人的较量中被打败了。这首先表现在贸易的主动权操纵在外商的手里。如“近年夷商司事者竟随意分拨（货物）售卖内地。行商因其操分拨之权，曲意逢迎，希图多分货物转售获利，而奸夷遂意为肥瘠，有殷商而少分者，有疲商而多拨者”③。其次，又明显表现在商欠（又称“夷欠”，即行商拖欠外商的债务）的问题上。行商由于政府、官吏勒索，自身挥霍浪费和部分商业利润转化为土地资本，货币资本严重不足，被迫向外商大量借债（有的以赊购货物的方式欠下）。如“（卢）茂官有巨大的地产，但如果不从欧洲人那里借钱，他就没有充分的现金来经营公司分配给他的生意”④。这些债款的年利一般在百分之十二至二十之间，外商通过这样的高利盘剥，永居于债权人的地位，在经济上逐渐控制了行商。1779 年八家行商共欠下英商债（连复利）三百八十多万两（原欠一百零七万）⑤。1816 年，七家行商共欠外债一百零六万两。到了1820 年，十三行中的行商有半数倒闭，余下的六家有五家负有外债。这种借债按照清朝法律算是犯罪，“勾结外国，诈骗财物”，应予抄家充军。行商因此很怕外商公开债务状况或逼还欠款，往往不得不接受赔本生意，甚至让外商用自己的商号作掩护和充当外商代理① ［英］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中译本，页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