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宗室子弟不参与乡、会试，康熙三十六年（1697），因宗室子孙日益繁衍，准有能力学属文者，一体编号取中，但很快又停止。乾隆时，也只是偶尔允许宗室子弟应乡、会试。直至嘉庆六年（1801），宗室应乡、会试，始著为令。其法为：“凡在官学读书及在家读书愿应乡试者，俱照宗人府奏准之例，交稽查宗学汉大臣核实考试，将文理通顺者，由宗人府造册，汇送兵部，考试马步箭，其合式之人，移咨礼部，札送顺天府乡试，俟三场完毕，将实在人数奏请钦定中额，永远遵行。”①宗室应乡、会试，在试场号舍内专门拨号设坐，试卷注明宗字号。嘉庆九年（1804）又定，宗室乡、会试改于各士子乡会试三场完毕之后，即十七日举行。当日点进，当日完卷，只试一文一诗。乡试约八九人中一名，会试约取三、四名。会试后还要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复试，方可正式取中。至于殿试与朝考，则与汉人士子一体考试。

　　另外，八旗和宗室还专有翻译一科，有满洲翻译与蒙古翻译，应试者只限于八旗及宗室子弟。满洲翻译是以满文译汉文或以满文作论，蒙古翻译以蒙文译满文，不译汉文。翻译在清代时举时停，亦有童试、乡试、会试之程序，三年一举。都是别立翻译场考试，录取翻译生员、翻译举人、翻译进士。进士考列一、二等者，授翰林院编修，三等授翰林院检讨等职。

　　清代科考制度，文科之外还有武科。无功名的习武士子称为武童，各省学政在考文童后考武童，报考条件及手续与文童试相同。考试为三场，有外、内之分。头场马射，二场步射及硬弓、刀石，是为外场。三场是内场，原试策论，后改为默写武经七书的某些段落。武经七书包括《孙子》、《吴子》、《司马法》、《尉缭子》、《李靖问对》、《黄石公三略》及《姜太公六韬》。取进武童生，顺治时无定额，康熙十年（1671）定与各省文童例同，分大、中、小学录取，府学二十名，大州县十五名，中州县十二名，小州县七八名，被取进者通称武生。清代地方无专门的武学，康熙三年（1664）定，直省府、州、县、卫武生，由儒学教官兼辖之，教以武经七书、百将传及《孝经》、四书等。本地武职官员，每月在各学射圃会同考验弓马。武生的岁考与文生相同，三年一次，一、二等者可应乡试。故武生无专门选拔参加乡试的科考。武乡试、会试也分外、内场。头场试马箭，二场试步箭，再开硬弓、舞①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329《礼部·贡举》。

　　刀、掇石，是为外场考试。三场试策论，是为内场考试。嘉庆十二年（1807）以应试者多不能文，改策论为武经一段约百余字，无涂写错乱即可，实际渐渐同于虚设。不过，武生、武举人年六十以上者，不得再参与乡、会试。武乡试三年一科，子、卯、午、酉为正科，逢庆典为恩科，与文乡试同，中式者为武举人。乡试中额，据康熙二十六年（1687）的规定，大体是文闱中额的一半。顺天一百零八名，汉军四十名，奉天、锦州二府三名，江南六十二名，江西五十七名，福建、浙江各五十四名，湖广五十名，河南四十七名，山东四十六名，广东四十三名，四川、云南各四十二名，山西四十名，广西三十名，陕西、甘肃、贵州各二十名。雍正、乾隆年间，各省中式名额又有增加。其中陕、甘两省因人才壮健者多，骑射娴熟胜于他省，均增至五十名。武会试于辰、未、戌、丑年在京师举行，与文会试同。考期在九月。会试中额，顺治时及康熙初年，或二百，或一百五十，或一百。后来不拘定额数，计省分大小、人之多寡，临时酌定中额。武会试后也要复试，而后才进行殿试。殿试在十月举行。十月十五日试策问，嘉庆时改为默写武经约百字。十七、十八日试马步箭弓刀石，皇帝亲阅。一甲、二甲及三甲前十名，皆在校阅时钦定。武进士传胪也在太和殿，一甲三名，依次通称武状元、武榜眼、武探花，赐武进士及第。二甲赐武进士出身，三甲赐同武进士出身。顺治三年，一甲一名授参将，二名授游击，三名授都司。二甲均授守备，三甲均授署守备。以后武进士所授之职，屡有变更。

　　除科目取士之外，清代还有由皇帝临时特诏举行的考试，称制科。其中最著名的是博学鸿词科和孝廉方正科。康熙十七年（1678）诏，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儒，备顾问著作之选。命内外大员推荐学行兼备、文词卓越之人，不论已仕、未仕，来京亲试录用。第二年，各地荐举一百四十余人到京，召试体仁阁，试赋一、诗一。康熙帝亲自阅卷，取一等二十人，二等三十人，俱授为翰林官。乾隆元年，亦开博学鸿词科，召试一百七十余人，取中十九人，授编修、检讨、庶吉士等职。

　　以上，概述了顺治至道光年间的学校与科举制度。清代是我国传统教育与选士制度集大成的时期，也是结束期。鸦片战争以后，时局变化，新式学堂陆续出现，旧有官学渐次衰落。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廷更不得不停止科举，这种沿袭一千余年的选士制度至此废除。

　　第六节“滋生人丁”和“摊丁入亩”

　　“摊丁入亩”之概况“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和“摊丁入亩”，是清代赋役制度改革的两个重大步骤。

　　康熙五十一年（1712）二月，玄烨颁发了谕旨：“今海宇承平已久，户口日繁，若按见（现）在人丁加征钱粮，实有不可。人丁虽增，地亩并未加广，应令直省督、抚，将见（现）今钱粮册内有名丁数，勿增勿减，永为定额。其自后所生人丁，不必征收钱粮，编审时止将增出实数察明，另造清册题报。..朕故欲知人丁之实数，不在加征钱粮也。今国帑充裕，屡岁蠲免，辄至千万，而国用所需，并无遗误不足之虞。故将直隶各省见（现）今征收钱粮册内有名人丁，永为定数。嗣后所生人丁，免其加增钱粮，但将实数另造清册具报。”①“其征收办粮，但据五十年丁册定为常额，续生人丁永不加赋。”②这就是所谓“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谕，意思是将康熙五十年（1711）政府所掌握的全国二千四百六十二万一千三百二十四名人丁应征的三百三十五万余两丁银，基本加以固定，作为今后每年征收丁银的常额依据，以后新增成丁被称为“盛世滋生人丁”，永远不再征税。五十五年（1716），户部针对已固定的人丁因死亡、开除等缘故而出现的缺额，又制定了具体的抵补办法，即“按人丁派者，一户之内开除与新添互抵；不足，以亲族丁粮多者抵补；又不足，以同甲丁粮多者顶补”①。从而将历来因变动频繁、最难控制的丁额和丁银，基本上给固定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