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摊丁入亩”的特点和意义通过下表，可以看出清代摊丁入亩制度具有以下三个鲜明的特点。首先，在各省单位平均摊入的丁役银中，除湖南因系“以粮石计摊”，其数额显得最多外，其实际最多的还是直隶，其次是山西、陕西和甘肃等省，而江苏、安徽和浙江诸省则最少。凡摊入丁银多者，则必其原来丁役负担重者，反之，凡摊入丁银少者，则必其原来丁役负担轻者。这一方面说明，清前期“东南诸省，赋重而役轻；西北赋轻而役重”①的大致趋势；另一方面，也就不难预料，北方的田亩负担因摊丁银而加重的程度必定会比南方大，故大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反对摊丁入亩制度的情绪，也就势必会比南方更为强烈。

　　其次，各省在摊丁入亩时的具体做法很不一致。有按田亩计摊者，有按粮石计摊者，但大多数则还是按每田赋银一两为单① 《雍正硃批谕旨》第5 册，《李维钧奏折》。

　　① 《清史稿》卷121《食货二·赋役》。

　　顺序省名时间倡议者每两田赋银摊丁银摊征方式备考资料来源1 广东康熙五十五年(1716)1.064(钱) 各州县计摊“丁随地起”，“见于明文者，自广东始”。

　　《石渠余纪》卷3《纪丁随地起》条①2 直隶雍正二年(1724)李维钧2.0702681928(钱) 通省计摊“雍正六年，又以长芦灶丁摊入地亩”。

　　3 福建〃〃黄国材0.527 ～ 3.12(钱) 各州县计摊屯田摊入丁银，每田银一两摊入0.083 ～ 1.448 钱。

　　①《九朝东华录》“乾二”

　　称： 1 — 2 钱不等。

　　4 山东〃〃陈世倌1.15 钱；其永利各场灶丁，于乾隆二年摊入，首摊0.104 钱通省计摊《清世宗实录》和《会典事例》作三年；《山东通志》作四年。

　　5 河南雍正四年(1726)田文镜0.117 ～ 2.07 钱各川县计摊《清史稿》卷294 本传称“五年始”。

　　①《抚豫宣化录》卷2②《清世宗实录》卷516 浙江〃〃李卫1.045 钱〃〃《清会典事例》称： 2.045 钱。①《浙江通志》7 陕西〃〃岳钟琅1.53 钱(遇闰加0.04钱)通省计摊《清史稿》卷296 本传称：“五年始”。

　　①《清史稿》卷2968 甘肃〃〃李元英河东1.53 钱河西0.106 钱通省计摊《清史稿》卷296 称：逾年(五年)疏言：“河东粮劝轻丁多，河西粮多丁少”，故“河东丁随粮办，河西粮照丁摊”。

　　同上

　　顺序省名时间倡议者每两田赋银摊丁银摊征方式备考资料来源9 四川〃〃每粮0.052 石至1.96石不等，算一丁，征6升以粮石计摊《会典事例》作“六合”。

　　10 云南〃〃杨名时科则缺。其屯军丁银一万五千两，每丁征通省计摊2.8 — 6.2 钱①《清史稿》卷290 本传②王鸣盛《杨氏全书》序11 江苏雍正五年(1727)每亩摊征丁银0.011 ～ 0.629 钱不等以亩计摊“班匠银三千余两亦摊”。

　　12 安徽〃〃同上〃〃13 江西〃〃迈柱田赋银一两摊丁银1.056 钱。屯地摊0.291 钱。

　　以两计摊《清史稿》卷289 本传称“四年”。

　　①《清史稿》卷289 本传14 湖南雍正六年(1728)〃〃每地粮一石摊丁银0.001 ～ 8.61 钱以粮石计摊①《清吏稿》卷289 称“七年”。

　　15 广西〃〃田赋银一两摊丁银1.36 钱不等以两计摊16 湖北雍正七年(1729)每田赋银一两摊丁银1.296 钱以两计摊17 台湾乾隆十二年(1747)缺①《大清会典事例》18 贵州乾隆四十二年(1777)每亩赋银一两摊丁银以两计摊19 山西光绪五、六年(1879 — 1880)缺《山西通志》①下列十八省资料来源同此。此外，另见出处者，各栏分别注明。

　　位计摊；主要是通省统一核算计摊，但个别省份也有以州县计摊者。这些又说明了摊丁入亩制度本身的多样化和复杂性。

　　最后，从各省摊丁入亩开始的时间看，大都集中在雍正二年至七年（1724—1729）之间。这更反映出，摊丁入亩制度的产生，决非是一次偶然的事件，而是经过长期酝酿，至此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而已。

　　以上特点的形成，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的。早自唐代后期以来，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历次农民大起义的打击和推动，地主阶级逐渐感觉到重点控制和剥削劳动者的人身，其收益已愈来愈低，反倒不如放松些对人身的控制而多从经济上加强搜刮更为有利，于是便开始逐渐将其剥削的重点，由原来的控制人身转移到加重对劳动者的经济榨取上，从而使封建的依附关系日益减弱，劳动者的身份大有提高。顺应这种趋势，赋役剥削制度也随之发生了一系列的重大变革：先是唐代后期从“以人丁为本”的租庸调法，转变为“惟以资产为宗”的两税法，至明代中期，又代之以“量地计丁”、“计亩征银”的一条鞭法，而清代前期出现的这种“摊丁入亩”制度，则又是一条鞭法的继续和发展。事实上，摊丁入亩这种征收方式，早在明末清初便已散见于全国不少地区。如明天启元年（1621），给事中甄淑就已因“小民所最苦者，无田之粮，无米之丁，田鬻富室，产去粮存，而犹输丁赋”太不合理，提出“以米带丁”的倡议，即“取额丁额米，两衡而定其数，米若干即带丁若干，买田者收米便收丁”，以使“县册不失丁额，贫民不致赔累”。据说在当时曾经实行过，惟因“其时政荒赋重，故不久辄罢”。崇祯八年（1635），陕西城固县则有“丁随粮行之法”①；清康熙六年（1667），河南太康知县胡三祜也推行了“丁随地派”法，规定“每地三十三亩三分，准入一丁”之负担②；九年（1670），广东四会有“以丁随粮”之法；二十三年（1684），四川雅安所属的芦山县，更实行了“按亩均丁”法；与此几乎同时，直隶乐亭知县于成龙更进一步察觉到“田与丁分”是产生赋役负担严重不均的根源，因而在该县推行了一种能使“富户正供之外所增无几，而贫者永得息肩”的“按田均丁”法③；五十二年（1713），御史董之燧则更提出在全国推行“统计丁粮，按亩均派”的建议，只是由于被户部议为“（旧册）相沿已久，未便更张，而止”④。其他尚有多处。以上种种，名虽不同，实质则一，均属“摊丁入亩”性质，有的并已取得显著成效，故当雍正初年清朝廷一声令下，便得以在全国各地迅速而集中地普及起来。当然康熙雍正时空前强化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也提供了顺利推行的政治保证。摊丁入亩的确立和贯彻执行，对当时历史的发展，具有着重大的意义和影响。首先，它统一了全国的赋役内容，促进了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这对清初以来全国各地多种多样的赋役制度，是一次空前的统一和完善，使“一省之内，（亦）则例各殊”的徭役形式“始归划一”，地丁制度成为全国最主要的统一的赋役内容，既有利于国家财政法令的贯彻，又促进了各地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其次，在一定程度上平均了赋役负担，刺激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摊① 《皇朝经世文编》卷30《户政》，曾王孙《勘明沔县丁银宜随粮行疏》。② 道光《太康县志》卷2《田赋·人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