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三十七年撰；《临清纪略》16 卷，乾隆四十二年撰；《平定两金川方略》136 卷，乾隆四十六年撰；《兰州纪略》21 卷，乾隆四十六年撰；《石峰堡纪略》20 卷，乾隆四十九年撰；《台湾纪略》70 卷，乾隆五十三年撰；《安南纪略》3 卷，乾隆五十六年撰；《廓尔喀纪略》54 卷，乾隆六十年撰。

　　此外还有乾隆三十八年所撰《开国方略》32 卷；四十七年所撰《河源纪略》36 卷，也当划归此类。

　　第三，此时编纂的典章制度著作很多，成绩较大。中国古代典章制度方面的重要参考书“十通”，有六部是乾隆时期所修的，即《续通典》（252卷）、《皇朝通典》（100 卷）、《皇朝通志》（200 卷）、《皇朝文献通考》（266 卷）等。为修“三通”，乾隆皇帝曾特命开“三通馆”，组织儒臣修撰。

　　乾隆时期修典章制度书，也与修史书一样特别注重当代。除上述“清三通”是记当代典章制度之外，还撰辑了《大清通礼》（50 卷），《皇朝礼器图式》（18 卷），又修成专纪翰林院典制的《词林典故》（8 卷），专纪学校、科举等典制的《学政全书》（80 卷），专纪国子监的沿革及典制的《国子监》（62 卷）、专纪救荒救灾之政的《康济录》（4 卷）等等。

　　更为值得指出的是，在乾隆时期，专门纪述当代典制的“则例”一类书籍得到很大发展，形成清代修纂“则例”的高峰。邓之诚说：“清以例治天下，一岁汇所治事为四条例，新例行，旧例废，故则例岁必小修，十年一大修”①。“则例”一类书籍的出现，要首推《督捕则例》。顺治初年，因为“逃人”问题严重，于是汇辑有关谕旨、奏牍、规定等为一书，经康熙十五年校定，至乾隆八年重加厘正，编纂成《督捕则例》（2 卷），这是清代官书中出现的第一部“则例”。兹后，又修纂了多种这种体例的记当代典制的书籍：乾隆十四年（1749）纂《工部则例》（50 卷），二十四年（1759）又纂《工部续增则例》（95 卷）。三十三年，纂成《物料价值则例》（220 卷），三十七年纂成《吏部则例》（66 卷）、《八旗则例》（12 卷），四十一年纂《户部则例》（120 卷），四十九年纂《礼部则例》（194 卷），五十三年（1788）纂《军需则例》（16 卷）。与则例的体例和作用相近的还有《中枢政考》（31卷）和《大清律例》（47 卷）等书。通过编纂“则例”，公布了一些档案资料，就当时讲，这些“则例”也便于各级官员了解当时的典章制度及其演变情况，以更好地发挥实行政务的职能。

　　“则例”是专记当代的一个方面典制的书籍，而汇辑当代全部典制的是“会典”及“会典事例”。清代修“会典”最早始于康熙二十二年②，并纂成康熙《会典》162 卷，雍正时又曾修《会典》③，但均无会典“则例”或“事例”。乾隆时期，鉴于“则例旋增”，“典与例无辨”④，而把“典”与“例”分为两部分。乾隆二十九年（1764）修纂《大清会典》（100 卷），同时修纂《大清会典则例》180 卷（嘉庆后改称为《会典事例》）。从此，修《会典》同时修《会典事例》成为定例。其后在嘉庆朝、光绪朝都曾沿用此例。第四，大规模地修纂地方志和地理志。全国现存方志7413 种，109143卷，而其中“修于清代的最多”①。

　　乾隆十九年（1754），乾隆帝命蒋溥等修纂《盘山志》（21 卷），三十九年（1774），敕撰《日下旧闻考》（120 卷），以记注京师掌故史迹。乾隆四十三年（1778）撰《盛京通志》（100 卷），四十六年撰《热河志》（120卷）。

　　地理志书，乾隆时期修成的有《皇清职贡图》（9 卷）、《皇舆西域图志》（52 卷）、《五军道里表》（49 卷）及《三流道里表》等。而所成最重要的地理志书是乾隆二十九年（1764）的《大清一统志》（500 卷）。

　　《一统志》之修，始于康熙年间，雍正时又重新开局修撰，至乾隆九年（1744）告竣。后来，乾隆二十九年（1754）又特谕重修《一统志》，“以昭大同之盛轨”。使“一展卷而九州之砥属、八极之会同，皆可得诸指掌间矣”②。

　　第五，注重民族文字学方面的书籍的编纂。这个特点，也是适应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共同进步和文化发展的趋势而出现的。乾隆十四年（1749），命撰《同文韵统》（6 卷），以正西番及印度译音之音韵；二十八年（1763），命撰《西域同文志》（24 卷），此书“以天山南路、天山北路、准部、回部，并西藏、青海等地名、人名诸门，举凡提要，始以国书（满文——引者注），① 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卷5，中华书局1958 年版。

　　② 《大清会典事例》卷1049。

　　③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81。

　　④ 乾隆《大清会典》卷首。

　　① 参见陈高华等：《中国古代史史料学》第443—446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②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68。

　　继以汉文，复继以汉字三合切音。..凡识汉字者，莫不通其文、解其意，瞭若列眉，易若指掌”①。可见乾隆帝命修此书的意图即在沟通民族文化，以利集权统治。

　　乾隆三十六年（1771），乾隆帝命傅恒等撰成满文字书《增订清文鉴》（32 卷，又“补编”4 卷，“总纲”8 卷，“补总纲” 1 卷）一书。乾隆四十四年又命阿桂等撰《满洲、蒙古、汉字之合切音清文鉴》（33 卷），把蒙古语也对应地排列进去，作为对“久为世臣”的蒙古诸部的宠遇。由此可见修书事业不但有文化意义，也是充满政治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