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 据《大清会典》卷70《翰林院》统计。
① 《清朝通志》卷66。
② 《清圣祖实录》卷145,康熙二十九年三月乙末条。
③ 参见李鹏年等《清代中央国家机关概述》第216 页。
④ 《清会典》卷70《国史馆》。
才加入大臣传新档而刊成《清史列传》,即是清国史馆列传稿⑤。
三系方略馆(属军机处)。方略馆是专门负责撰辑“方略”、“纪略”
之类书籍的修书机构。每次军功告成,或遇有重大的政治事件,奉旨纂辑成书,纪其始末,或曰“方略”,或曰“纪略”。此外,也修纂皇帝特交纂辑的其他书籍①。如《大清一统志》、《西域图志》、《明纪纲目》等书是②。清代所修第一部方略是康熙二十一年(1682)勒德洪等奉敕编纂的《平定三逆方略》③。
此外,尚有“起居注馆”,也是常设之馆。清代起居注馆康熙九年(1670)始设④,五十七年(1718)裁并归内阁⑤,雍正元年(1723)复置⑥,此后常设。其职责为“掌侍直起居,记言记动”⑦,“凡侍直,既退则载笔..必具年月日,书其当直官之名,乃匦而藏焉。..岁终以送于内库而储诸库”⑧。
另外,宗人府也参与部分修书工作。清代从顺治十三年始,每十年修一次《玉牒》,相应成立“玉牒馆”。嘉庆朝以后,又每十年修《宗人府则例》一次,相应开设“则例馆”⑨。又不定期开设修纂律例的“律例馆”等,但均非常设,书成即闭馆。宗人府所开各书馆之纂修官由翰林院简派。
官修图书的稽察钦奉上谕事件处清代官修书籍还有监督稽察机构,即内阁所属“稽察钦奉上谕事件处”。此机构设于雍正八年(1730)①,其职责为“察各部、各旗谕旨特交之事,而督其限”。官修书籍一般为奉敕而撰,故属稽察处职责范围之内②。
⑤ 参见李宗侗:《中国史学史》第161 页。台北华冈出版公司版。
① 《大清会典》卷3《军机处》。
② 《清朝文献通考》卷223。又李鹏年等:《清代中央国家机关概述》第67 页。③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49。又《清朝文献通考》卷219。《大清会典事例》卷1049。④ 雍正《会典》卷155;《清史稿》卷115。
⑤ 《大清会典事例》卷1055,《皇朝词林典故》卷17,《清史稿》卷115。⑥ 《清史稿》卷115,《皇朝词林典故》卷17。
⑦ 《清史稿》卷115。
⑧ 《大清会典》卷70《起居注馆》。
⑨ 《宗人府则例》卷首。
① 《大清会典事例》卷15《内阁职掌》。
② 《大清会典》卷3,《稽察钦奉上谕事件处》。
第二节清代官修图书的基本概况康熙、雍正时期的官修图书顺治年间,虽然连年征战,但摄政王多尔衮和清世祖福临,仍然谕令撰修了一批图书,如《赋役全书》、《人臣儆心录》、《资政要览》、《御注孝经》等,还曾下令纂修明史,但未能完成。如和明朝相比,显然更为重视官修图书事业。
康熙时期,官修图书事业大为发展,种类繁多,卷帙浩繁,百卷以上者屡见不鲜。其在经学方面的著作,便甚为繁多。
康熙皇帝一生极重视儒家经典,屡开经筵,召儒臣讲论五经四书之经义,并将经筵所讲之稿,命大臣编辑成书,取名“解义”,先后编成《日讲四书解义》等书。他又命儒臣先后编纂成《春秋传说汇纂》(40 卷)、《周易折中》(22 卷)、《诗经传说汇纂》(21 卷,序2 卷)和《书经传说汇纂》(24卷);康熙五十二年(1713),又命理学家、大学士熊赐履、李光地等修成《朱子全书》(66 卷);五十六年,又命李光地等人刊正明成祖时命胡广等纂辑的《性理大全》一书,并亲加厘定,纂辑成《性理精义》(12 卷)。康熙雍正时期官修史学著作也是比较多的。这个时期完成了四部实录的修纂和修订工作。《太祖高皇帝实录》(10 卷)原有崇德元年(1636)刚林、希福等纂本,为了隐瞒不利于满洲贵族统治的历史事实,康熙二十年(1681)又命勒德洪等重修。《太宗文皇帝实录》(65 卷)顺治时已纂成,康熙十二年(1673)又命图海等修订。此前,康熙六年(1667)还纂成《世祖章皇帝实录》(146 卷)。以上三朝实录,至雍正十二年(1734)又均命鄂尔泰、张廷玉等重加校订。我们今天所见清历朝实录中的前三朝实录,即是雍正十二年后的校订本。另外,雍正时又纂成《圣祖仁皇帝实录》300 卷。
康熙雍正时期也进行了历朝“圣训”的编纂。康熙二十五年(1686)编成《太祖高皇帝圣训》(4 卷)。翌年,续成从顺治时开始编纂的《太宗文皇帝圣训》(6 卷),并编纂成《世祖章皇帝圣训》(6 卷)。雍正九年(1731)又编成《圣祖仁皇帝圣训》(60 卷)。由此可见,清代“圣训”之编纂,创始于顺治时期,而形成于康熙雍正时期。此后各帝则尊祖宗成法,相沿不替。此外,清代的“起居注”自康熙以后,按月皆有缮本,每月两册,成为定制①。在康熙雍正时期,统治者为了宣示其武功,出现了“方略”一类史书。
康熙二十年(1681)所纂《平定三逆方略》(60 卷),是清代的第一部“方略”。此后,康熙二十七年(1688)纂成《平定罗刹方略》(4 卷),四十三年(1704 年)又纂《亲征平定朔漠方略》(48 卷)。其后成为定例,从乾隆至光绪,每当一次军事行动以后,都要下诏修“方略”,由方略馆“纪其始末,纂辑成书”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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