允禩集团有社会基础，大约因讲仁政，得到一些人的支持。雍正三年① 《雍正起居注》，雍正二年四月初七日条。

　　① 《雍正起居注》，雍正四年一月二十八日条。

　　① 《大义觉迷录》卷3。

　　（1725）三月，旗人蔡怀玺跑到景陵允禵囚禁处投送纸条，上写“二七便为主，贵人守宗山”。“以九王之母为太后”②。希望允禵坐江山，允禟之母宜妃为太后。同年，天津州民人郭允进自称遇洪觉禅师，得授韬略，书写“十月作乱，八佛被囚，军民怨新主”的传单，浙江人欧秀臣将之刊刻，广为传播③。他们同情允禩，怨恨雍正帝，可能还要暴动。山西人令狐士义到西大通找允禟，表示“愿附有道之主，不附无道之君”，要联合山、陕兵民，以保允禟④。

　　雍正帝在雍正二年春天以前，对政敌的打击尚有所节制，这是因为政权还不太巩固，不便太刺激对方。雍正二年三月，青海胜利，雍正政权的力量增强了，随即加紧惩治允禩一伙。四月，对允禩本人声罪致讨，说他“肆行悖乱，干犯法纪，朕虽欲包容宽宥，而国宪具在，亦无可如何，当与诸大臣共正其罪”⑤。五月，革去苏努贝勒，七月发出《御制朋党论》，进一步开展反对允禩党人的活动，不久年羹尧、隆科多问题的出现，遂放松了对允禩的攻势，迨至三年十二月，年羹尧赐死，便加速惩处允禩等人。至四年，允禟、允禩先后囚禁致死，允禵迁于京城景山，蔡怀玺自杀，郭允进枭首示众，其他允禩党人也遭到处分。至此，经营二十多年的允禩集团彻底垮台。

　　允禩等人与雍正帝的矛盾，在康熙年间是争夺储位，雍正初则转变为争夺皇位的斗争。雍正帝由于占据皇位的绝对有利地位，经过四年的努力，完全战胜了对方。

　　雍正帝的胜利主要是在政治上、组织上击败了政敌，而在思想领域，在舆论上，却没有达到这一目的。有人说他“凌逼弟辈”，惩处诸兄弟是“报复私怨”①。翰林院检讨孙嘉淦为此上条陈，要求雍正帝“亲骨肉”②。当时舆论较强烈，雍正帝不予反驳，只表示那是对他的人身攻击，并不追查造言人，对孙嘉淦还加以鼓励，提升他为国子监司业。

　　事情还不局限于舆论，更有人利用为制造政治事件，这就是“曾静投书案”。曾静是汉族贫苦读书人，具有尊华夏贱夷狄的思想，希望恢复汉人的统治，改善穷苦人状况。他听说雍正帝失德诸事，认为这是可以利用的反对清朝的理由，乃于雍正六年（1728）派弟子张熙到川陕总督岳钟琪处下书，策动他造反，为汉人复仇。他在书中宣布雍正帝十大罪状，即“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怀疑诛忠”、“好谀任佞”③。把允禩党人散布的关于雍正帝继位的言论汇集起来，作为重型炮弹攻击雍正帝。

　　这时雍正帝已度过初政权力不稳的阶段，力量也增强了，就利用曾静提出的问题，寻找攻击他失德的言论制造者，以便进行一场公开的辩论，挽回他的名声。

　　经过追查，根源果然是允禩集团中的人。雍正帝指出：允禩、允禟的“奴② 《文献丛编》第一辑《蔡怀玺投书允禵案》。

　　③ 《清世宗实录》卷44；萧奭：《永宪录》第290 页，中华书局1959 年版。④ 《雍正起居注》，雍正四年八月二十八日条。

　　⑤ 《上谕内阁》，雍正二年四月初七日谕。

　　① 《上谕内阁》，雍正元年二月初十日谕。

　　② 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3《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孙文定公神道碑》，乾隆三十四年刊本。③ 《大义觉迷录》卷1。

　　隶太监，平日相助为虐者，多发遣黔粤烟瘴地方，故于经过之处，布散流言。而逆贼曾静等又素怀不臣之心，一经传闻，遂借以为蛊惑人心之具耳”①。雍正帝决心挽回自己的被动局面，迭发上谕，再次宣布允禩集团罪状，讲解储位斗争以来的历史，极力为自己洗白。他就曾静所列罪状，逐条辩解。他深知那些指责中关键是继位问题，特别详加解说。因为关于他“失德”的说法已散布在民间，他就想把他的辩词也使家喻户晓，于是把他关于曾静一案的上谕编辑在一起，附上曾静的口供，集成《大义觉迷录》，颁行各府州县，命地方官向民间宣讲。所以《大义觉迷录》成为雍正帝嗣位及初政的宣传品。看来雍正帝通过曾静案，对储位和皇位斗争的是非做了一个总结，宣布思想上和舆论上的胜利，但是实际上他没有取得这个效果。

　　① 《大义觉迷录》卷1。

　　第四节改革赋役制度及对农民的政策雍正帝把财政与民政联在一起考虑，进行了以下几项改革。

　　第一，清查亏空。雍正帝深知贪官污吏舞弊、钱粮短缺的严重情形，决心整饬吏治，清查钱粮。即位一个月就下达了命令。他首先讲了清理的必要性：各地亏空钱粮不是受上司勒索，就是自身侵渔，都是非法的。在先，大行皇帝宽仁，未对赃官明正法典，所谓勒限追捕，也不过虚应故事，亏欠依然如故。但由此而造成库藏空虚，一旦地方有事，急需开支，则关系非浅，因此必须清查。接着说了清理的政策，地方凡有亏空，限三年之内如数补足，如限满不完，从重治罪①。

　　清理令下之后，从中央到地方都动了起来。在户部查明亏空二百五十万两，雍正帝责令该部历任堂官、司官和部吏赔偿一百五十万，另一百万由户部逐年弥补。内务府官员李英贵等人冒支正项钱粮百余万两，雍正帝抄他们的家产来抵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