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修《四库全书》，是乾隆帝亲自主持的一次空前规模的文化整理活动，这一活动把清代的学术研究及文化事业推向繁荣的顶峰。首先，由于该书的纂修是结合从《永乐大典》中搜辑佚书和大规模的征求民间遗书两项活动同时进行的，这就使《四库全书》和《四库全书总目》两书的收书范围和质量都远远地超过历代。各地藏书家累世珍藏的宋刻、元钞善本书和失传几百年而文献价值极高的珍本秘籍都因之化私为公，化零为整。而且，《四库全书》在纂修中，对各书进行了分门别类的系统整理，从而使大批珍贵的古典文献赖此得以保存和流传。据统计，《四库全书》收录的书达三千四百六十一种，《四库全书总目》介绍的书达一万零二百五十四种，基本上将明代以前特别是元代以前的主要著作作了收录和介绍，为后人研究古代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保存了可贵的资料。其次，由于《四库全书》修成之后分八处存放，因此，许多学者可以就近借阅。翰林院副本和江浙三阁对文士及研究者开放，就有机会入阁抄写世上罕传之书，或用以校勘家藏书籍，并将其刻印行世。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文化事业的发展。从《永乐大典》中搜辑佚书，以及《四库全书总目》和《四库全书考证》等书的编修和刊刻，又推动了乾隆时① 《办理四库全书档案》上册第15 页，乾隆三十八年五月一日谕旨。

　　② 《四库全书总目》卷首，乾隆五十五年六月一日上谕，中华书局1965 年版。期学术界辑佚、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考证等学科的全面而深入地开展起来。清朝成一代学风，创一代新学派，人才不断涌现，实始自乾隆。作为这一事业的主要主持人和开创者，乾隆帝作出的贡献是不可泯灭的。

　　但是，乾隆帝在主持纂修《四库全书》的过程中，却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保存和流传又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他在位期间，不但先后制造了多起文字狱，禁锢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而且，在《四库全书》的纂修中，还寓禁于征，通过征求民间遗书、查缴禁书等项活动，对全部现存文献进行了一次总审查，使许多极有价值的古典文献尤其是有关明清之际的不少历史著作遭到查禁、销毁之厄运。据有人估计，在《四库全书》纂修期间，因为各种罪名而遭销毁的图书约在三千种左右，几乎跟《四库全书》的收书量大致相等，损失是惨重的，这是自秦始皇焚书坑儒以来中国古代文化的又一次浩劫。一些图书即使侥幸未被销毁，也因为不符合乾隆帝规定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封建道德标准而被判为“存目类”，有目无书，不收入《四库全书》，甚至有的连“存目类”也不予登录。一些图书虽因影响较大而不得不收，但也因忌讳多端而对其中内容加以抽毁和篡改，使许多珍贵古籍或遭肢解，或者严重失真。对这一点，人们是不能原谅乾隆帝的。

　　第六节挥霍浪费和珅专权乾隆帝即位之初，为了光大祖业，巩固自己的统治，他励精图治，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发展国家的统一等许多方面都作出了重要建树，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国家安定，经济繁荣，国库充实，国家政权也出现了入关以来的空前巩固和强盛的局面。但是，作为一个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乾隆帝在自己的统治巩固之时，其腐朽本性也充分暴露出来。这在他的生活上表现得尤其突出。他骄奢淫佚，挥霍无度，在他的纵容和影响下，奢糜之风日长，吏治也日趋败坏，贪污公行。兼之土地兼并日益剧烈，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广大农民的生活更加恶化，不满情绪不断增长。因此，乾隆中期以后，清朝的统治虽已达到全盛的顶点，但在其背后，却隐藏着深刻的社会危机。以致在嘉庆元年（1796）乾隆帝刚刚举行内禅之后不久，便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清的统治也自此而迅速转向衰落。

　　乾隆帝本人的生活是极为奢侈的。他多次巡幸各地，游山玩水，靡费特甚。他大兴土木，任意挥霍，耗费了大量的国帑。据统计，从乾隆六年到嘉庆三年，乾隆帝先后巡幸各地近百次之多。如，巡幸热河避暑山庄五十二次，巡幸江南六次，巡幸五台山五次，告祭曲阜五次，东巡盛京四次。而且每次巡幸，大摆排场，兴师动众，随从众多，给所过地区的广大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以巡幸江南为例，凡每次南巡，犹如迁都一样，不仅从行的后妃、王公和文武百官不可胜数，单警卫扈从的士兵就动辄数千人。为迎接乾隆帝南巡，运河两岸的地方官员更是大事铺张。在乾隆帝到来之前，他们征调民伕修葺、打扫行宫并在皇帝所经之处黄土垫道，清水泼街，张灯悬彩，高设香案；乾隆帝到来之际，他们身穿朝服率领属下官员及地方上的耆民老妇、绅衿生监跪伏道左迎候圣驾。同时，各地富商大贾也不惜巨资，费尽心机，争奇斗艳，以求博得皇上的欢心。乾隆帝本人也于沿途所经之处大搞排场摆阔气，赏银两、赐酒食不绝于途。乾隆帝巡幸各地，不但给所经地区的人民以极大的骚扰，而且也耗费了大量的内帑。在京师和热河，乾隆帝大兴土木，先后将圆明园原有的二十八景扩建为四十景，将热河避暑山庄原来三十六景扩建为七十二景，并在圆明园之外另建长春园、绮春园等风景名胜，在避暑山庄之外另建大型寺庙多处。这些浩大的工程，耗去巨额资财，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除此之外，每逢皇太后和乾隆帝本人的“万寿节”，以及皇室人员的婚丧嫁娶之日，也是大事铺张，任意挥霍。乾隆十六年十一月是乾隆帝的母亲孝圣宪皇后的六十寿辰。事先，在他的授意下，“中外臣僚纷集京师”①。届期，乾隆帝将其母亲从西郊接回大内举行庆典。为了使其赏心悦目，从西华门到西直门外十几里长的街道上，各省分段布置了豪华的街景和文娱节目。如，广东省在负责的地段使用了无数孔雀尾建造了一所两、三丈长的翡翠亭。湖北省在其负责地段用琉璃砖建造了一所“重檐三层”的黄鹤楼。浙江又别出心裁，竟用无数面镜子建造了一所水榭，人入其中，化身千亿，极为壮观。其后，如七十、八十寿辰时，“京师巨典繁盛，俱不减于辛未（指乾隆十六年）”②。特别是乾隆五十五年八月，恰好逢乾隆帝本人八十大寿，权臣和珅等人亲自操办，“务极侈大，内外宫殿，大小仪物，无不新办。自① 赵翼：《檐曝杂记》卷1《庆典》，中华书局1982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