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认，章学诚的政治思想有保守的一面，而在学术上却力求创新。

　　作为封建时代的学者，章学诚的思想有很大局限性。他认为“程朱之学，乃为人之命脉也”④，攻诋戴震对理学的批判是“害义伤教”、“谬妄甚矣”⑤。咒骂汪中、袁枚更是不遗余力，原因是此两人有所谓违反封建礼教的言论和行为。在章学诚的著述里贯穿着维护封建道德、宣扬纲常伦理的思想，这种态度在当时著名学者中是很少有的。保守的政治思想往往影响其学术见解，如他强调史家必知史德时，便将“诽君谤主”作为历史著述的大忌；提倡成一家之言，而又告诫“学者慎毋私智穿凿，妄谓别有名山著述在庙堂律令之外也”⑥。但由于章学诚一生颠沛流离，接触到社会的中下阶层，目睹政治弊端，晚年（嘉庆四年）曾以六篇书信向执政官僚提出改革吏治、改革科举的主张。这虽然仍出于维护封建统治，但毕竟是在积极地要求改革，与其挽救学风之弊的主张在精神实质上具有一致性。在学术上，章学诚力主创新，他提倡“运以别识心裁”⑦的独断之学，强调“不可概以成说相拘”，声明“专门之学，未有不孤行其意，虽使同侪争之而不疑，举世非之而不顾”①。论辩① 《章氏遗书》卷29《与史余村论学书》。

　　② 《章氏遗书》外编卷3《丙辰札记》。

　　① 《章氏遗书》卷29《上辛楣宫詹书》。

　　② 《章氏遗书》卷9《家书二》。

　　③ 《章氏遗书》卷9《家书五》。

　　④ 《章氏遗书》外编卷3《丙辰札记》。

　　⑤ 《章氏遗书》卷3《书朱陆篇后》。

　　⑥ 《章氏遗书》补遗《与邵二云论文》。

　　⑦ 《章氏遗书》《申郑》。

　　① 《章氏遗书》《答客问中》。

　　之中，颇有解放思想、著述者个性不受拘束的意味，这对后人的影响与启示是积极而深刻的，虽名不显于当时，但后来却被认为是封建社会末世的启蒙思想家。

　　第四十一章嘉庆帝颙琰第一节继位和亲政嘉庆帝，名颙琰，为乾隆帝弘历第五子。生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十月，三十八年被密储为太子，五十四年封嘉亲王，六十年九月正式册立为皇太子，并内禅帝位，以翌年为嘉庆元年。

　　颙琰自六岁学于兵部侍郎奉宽，从工部侍郎谢墉学今体诗，从侍讲学士朱珪学古文古体诗①。在侍学颙琰的名师中，朱珪最得崇信。乾隆四十五年（1780）朱珪赴福建学政任前夕，上五箴于颙琰，“曰养心、曰敬身、曰勤业、曰虚己、曰致诚”，颙琰“力行之”，甚至在亲政后，亦“尝置左右”②。少年时期的颙琰，学习成绩颇佳，“英词炳蔚，援笔立就，动成典则”③。年长后，尤喜读诸史、通鉴，居然达到“上下三千年，治迹目了然”④的程度。颙琰生长于清代全盛时期的乾隆朝。然而严重的社会危机已现端倪。当颙琰受乾隆帝内禅时，他得到的实际上是一个充满矛盾、危机四伏，日趋衰落的皇朝。嘉庆帝即位时已过而立之年。歌舞升平的“盛世”景象没有使他陶醉，他对于“盛世”下潜伏的种种社会危机有着清醒认识，也十分忧虑。当皇子时他曾随皇父南巡。在杭州，他目睹营伍骑射，但见“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坠地”①。他当政之后，犹每每述说此事为戒。可见乾隆时军备废弛的情况给他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而在即帝位的最初三年中，他不能有所作为。因为乾隆帝虽然禅位，但并未放弃权力，在归政上谕中，他明确宣称：“朕于明年归政后，凡有缮奏事件，俱书太上皇帝”，“军国重务仍奏闻秉训裁决，大事降旨敕”②。乾隆帝直至临终前“犹日亲训政，未尝稍辍”③。这时的嘉庆帝虽已即位，实际上不过是一个终日侍游宴，“上皇喜则喜，上皇笑亦笑”的傀儡。

　　嘉庆四年（1799）正月初三日，太上皇乾隆帝病逝，从此，嘉庆帝作为一个真正的皇帝开始行使权力。他在亲政上谕中表示：“嗣后一切政务，悉应仰体皇考圣意”④。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只不过是官样文章，亲政后的嘉庆帝并不想一切都按既定方针办。

　　此时，对清朝的统治构成严重威胁的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内政的弊败，一是内乱的频仍。嘉庆帝在位凡二十五年，实际当政二十二年。在此期间，他一方面大力整饬内政，力图通过对朝政的整肃来遏制走向衰败的趋势，恢复乾隆中期的鼎盛局面，同时又不遗余力地残酷镇压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

　　嘉庆帝对内政的整饬，是从诛和珅着手的。和珅是乾隆帝的宠臣，满门① 王先谦：《十二朝东华录（嘉庆朝）》卷1。

　　② 《清史稿》340《朱珪传》。

　　③ 《十二朝东华录（嘉庆朝）》卷1。

　　④ 《十二朝东华录（嘉庆朝）》卷1。

　　① 《十二朝东华录（嘉庆朝）》卷2。

　　② 《清史稿》卷15《高宗本纪六》。

　　③ 《清仁宗实录》卷37。

　　④ 《十二朝东华录（嘉庆朝）》卷2。

　　显贵，党羽众多，当政二十年，揽权纳贿，“蠹国病民”，使全国吏治更加腐败，贿赂公行。太上皇病故次日，嘉庆帝即革去和珅军机大臣、九门提督衔，不久，又下和珅于狱，查抄家产，赐令自尽，并惩办了和珅的几个重要党羽，开始了所谓的“咸与维新”局面。

　　第二节所谓的“咸与维新”

　　嘉庆帝亲政后，以清除和珅为契机，打出“咸与维新”的旗帜，同时立即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内政加以整顿。

　　首先是诏求直言，开通言路。他认为，“求治之道，必期明目达聪，广为谘诹，庶民隐得以周知”①。他于亲政之日即颁发谕旨，要求“凡九卿科道有奏事之责者，于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得封章密奏，俾民隐得以上闻，庶事不致失理，用付集思广益至意”②。四年六月，嘉庆帝又作了“不罪言者”的保证，即所谓：“朕既令人尽言又复以言罪人，岂非诱之言而陷之罪乎。”③他盛赞御史曹锡宝，在和珅声势熏灼之际，敢于直言纠劾，特加恩追赠曹锡宝副都御史衔，“以旌直言”④。乾隆五十五年（1790）十月，内阁学士尹壮图奏言，各直省仓库多有亏缺，各督抚借词弥补，层层朘削，民生坐困，乾隆帝派员会同尹壮图密往各省盘查。由于各省闻风已事先做好了手脚，结果查无实据，尹壮图以陈奏不实，被革职交刑部治罪。嘉庆帝认为如尹壮图这样的“敢言之臣”应该加以录用，立即命令尹壮图“即行来京候旨擢用”①。由于嘉庆帝以实际行动表明了诏求直言、广开言路的决心，所以在嘉庆帝亲政后的一段时间内，出现了“下至末吏平民，皆得封章上达，言路大开”②的局面。一时间，不少言官纷纷指陈时弊。嘉庆帝对言官的指陈，其关系国是，切中事宜者，多所采纳，对遭到弹劾的官员，其查证确实者，有所惩治。嘉庆帝对据实上陈，直言无隐的科道官员给予鼓励和擢用。嘉庆四年（1799）九月，河南偃师县民人杨道纯转呈策表，提出除积弊、苏民困以固国本；仓库漕粮，实国之本而弊最大，请降旨严行饬禁等建议。嘉庆帝十分赞赏，他说：“杨道纯以民人而条陈事件..所言皆系地方应办之事。..所陈各项，今次第举行。”③他下令，将杨道纯“以从九品未入流，交与直隶总督胡季堂差遣委用，遇有缺出，再行咨补”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