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改进史书体例的设想。我国古代史籍有多种多样的编写形式，体例的创新往往与史学思想的进步相辅相成，古代有成就的历史家，大多在史③ 《章氏遗书》卷9《报黄大俞先生》。

　　① 《章氏遗书》卷9《报黄大俞先生》。

　　② 参见《章氏遗书》卷4《答客问上》。

　　③ 《章氏遗书》卷9《家书三》。

　　④ 《章氏遗书》卷4《释通》。

　　⑤ 《章氏遗书》卷9《家书二》。

　　⑥ 《章氏遗书》外编卷16《和州志志隅自叙》。

　　⑦ 《章氏遗书》卷16《知难》。

　　⑧ 《章氏遗书》卷8《为谢司马撰楚辞章句序》。

　　⑨ 《章氏遗书》卷4《言公上》。

　　⑩ 《章氏遗书》卷4《浙东学术》。

　　① 《章氏遗书》卷9《答沈枫墀论学》。

　　② 《章氏遗书》卷9《与朱沧湄中翰论学书》。

　　书体例发展上有自己的贡献。章学诚也不例外。他虽然未能得机会参修国史，但他从编修方志中总结出一套改进纪传体史书的设想。章学诚强调史表的作用，特别主张应立人物表以与传记相经纬；认为史书应将图作为一种必备的形式，与纪、表、志、传相并列；列传不但以记人为中心，还应有以记事为中心者；为方便读者，应编辑有类索引的“史篇别录”。这些具体方案就是吸取各种史书体裁的长处，加以变通，有机地综合一起，打破纪传体相沿已久的僵化格式，“因事变篇，不为常例所拘”③，这是章学诚历史编纂学思想的中心内容。

　　第四，史学总体观念。章学诚对各类史籍的研究具有全局性眼光，他指出：“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纪一朝，天下之史也；比人而后有家，比家而后有国，比国而后有天下，惟分者极其详，然后合者能择善而无憾也。”④很明显，这是将不同记述范围的史籍视为相互联系的整体，而不是各自孤立看待。在这个整体中，章学诚要求史料由下而上地逐级取裁，而编纂上则自上而下地贯彻史法，形成一个“制度由上而下，采摭由下而上”①的系统，其中州县方志是个关键环节，“今天下大计即始于州县，则史事责成，亦当始于州县之志”②。这种从史学总体观念出发，把州县方志提高到应有的地位，是章学诚史学理论上的独特创见。

　　对于史学理论的贡献是章学诚的主要学术成就，梁启超对此给予高度评价，他认为：“千年以来研治史家义法能心知其意者，唐刘子玄、宋郑渔仲与清之章实斋三人而已。”③章学诚的史学创见，确是中国古代史学史的宝贵遗产。

　　章学诚按照自己修史的原则，在武昌还主持了《湖北通志》的编修，除此，还编修了《常德府志》、《荆州府志》。修志过程中检验、修订和发展了自己的史学主张与方志学理论，使之更为完善。乾隆五十九年志事垂成，毕沅却因故贬职为山东巡抚。于是，不仅章学诚的志稿不被采用，他本人也不能不离开湖北。于是起身返回会稽。志稿委托他人校定，但终未刊行，仅章学诚自存一部分篇卷，尚可窥其一斑。

　　章学诚还乡时已经五十七岁，离乡四十余年，历尽艰辛。家中没有什么资产，只是藏书甚富而已。但他并未从此居家过安定生活，不久又出游扬州、安庆、桐城等地，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想寻取支持以便完成《史籍考》。这部巨著在湖北武昌借助毕沅之力，已完成十之八九，因毕沅贬谪而中断。嘉庆三年（1798），他在杭州靠谢启昆支持重新修订，编成三百二十五卷，但此书终于未能流传，仅有草创时的《论修史籍考要略》和成书时的《史考释例》二文以及《史籍考总目》留存至今。

　　嘉庆五年（1800），章学诚因眼病失明，犹从事著述，嘉庆六年（1801）十一月逝世。他的重要著述《文史通义》在他生前的嘉庆元年已有选刻，但流传至今的最早刻本是道光十二年的大梁（开封）本。他在逝世前曾将遗稿③ 《章氏遗书》卷1《书教下》。

　　④ 《章氏遗书》卷14《州县请立志科议》。

　　① 《章氏遗书》卷14《州县请立志科议》。

　　② 《章氏遗书》卷14《州县请立志科议》。

　　③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十五）。

　　托付王宗炎编校，其外篇目录与大梁本完全不同，内篇也有出入。1922 年刻行的嘉业堂本《章氏遗书》收罗颇广，其中《文史通义》部分即依照王宗炎目次。1956 年北京古籍出版社标点本《文史通义》，目次依《章氏遗书》，又补充几篇未见之文。这些资料是研究章学诚学术思想和生平事迹的主要依据。

　　章学诚一生未仕，家中没有田产，一直靠充当幕僚、主讲书院、编书修志等谋生。几十年间四处奔波，寄人篱下。清代著名学者中如此贫困窘迫、颠沛流离的极为罕见。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他始终治学不辍，他曾说过：“学问之事，正如医家良剂..仆困于世久矣，坎坷潦倒之中，几无生人之趣，然退而求其所好，则觉饥之可以为食，寒之可以为衣，其甚者直眇而可以能视，跛而可以能履，已乎已乎！旦暮得此，所由以生，不啻鱼之于水、虎豹之于幽也。”①这段话生动地说明章学诚是把学术研究作为一生最重要之事。

　　乾隆嘉庆年间，考据学蔚成风气，那时“学问之途，乃出一种贪多务博，而胸无伦次者，于一切撰述，不求宗旨，而务为无理之繁富..”②。章学诚独树一帜，认为“不思救挽，无为贵著述矣”①。他专加研治举世不为的文史、校雠理论，自言“吾最为一时通人所弃置而弗道，而吾于心未尝有憾”②，极力强调“君子学以持世，不宜以风气为重轻”③。这种自觉的反潮流精神，是章学诚学术思想的可贵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