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 《章氏遗书》卷10《校雠通义·互著第三》。

　　③ 《章氏遗书》卷10《校雠通义·原道第一》。

　　① 《章氏遗书》卷2《原道中》。

　　② 《章氏遗书》卷9《与陈鉴亭论学》。

　　③ 《章氏遗书》卷2《原道中》。

　　④ 《章氏遗书》卷2《原道中》。

　　⑤ 《章氏遗书》卷1《易教上》。

　　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⑥，因此就实质而言，可谓“六经皆器”⑦、“六经皆史”⑧。这是“道器合一”哲理所推导出的必然结论。六经既然是实实在在的史，那么离“器”言“道”、离事言理便无当于六经之旨；六经既然不可视为“载道之书”，那么单纯训诂章句的治学途径也不值得倡导。章学诚提出：“史家之书，非徒纪事，亦以明道”①，认为“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固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也”②。这就是倡导一条以史明道的治学途径，而“六经皆史”论则为此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因此，“六经皆史”这个议论虽早已有之，但只有章学诚才赋之以精严的哲理与崭新的意义。

　　与“道器合一”的观点相呼应，章学诚进一步提出了“即器求道”的认识论。这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从“求道”上看，这是治学的目的：“君子即器以明道，将以立乎其大也”③。从“即器”上看，这是治学的方式：“学于形下之器而自达于形上之道”④。很明显，这种认识论本身就是既反对烦冗琐屑、无关大旨的考据学风，又否定离器言道、空谈义理的宋学末流。尤为可贵的是，他把“即器求道”的认识论推拓发挥，指出“必习于事而后可以言学”⑤，认为“君子苟有志于学，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所谓有体必有用也”⑥。这就从理论上阐发了学术必须经世致用的思想。总的看来，章学诚学术思想的主要特征，就在于既不盲从于考据学风，又避免陷入空谈义理的覆辙，而致力于独辟一条以史明道的治学蹊径，主张治学要有宗旨，学术必须经世致用。这些卓越的见解，乃是有其哲学思想作为理论基础的。

　　乾隆五十四年秋，章学诚应知州裴振的邀请编修《亳州志》，次年二月撰成。他自己对《亳州志》十分满意，认为“近日撰《亳州志》，颇有新得..义例之精，则又《文史通义》中之最上乘也”①。从此，他确立了方志立“三书”的体例，即志、掌故、文征各成一书，相互辅佐，志的部分体现作者的别出心裁，掌故收编一方典章，文征汇集一方文献，从而解决了方志学术性与资料性的矛盾。这样，章学诚的方志学理论基本成熟，其要点为：方志的性质为一方全史，既要成为一家著述，又应为朝史提供充备的资料，为此，方志必须立“三书”，以解决学术性与资料性的矛盾。按照这新的认识，章学诚对《永清县志》也重作删改，“稍赎十二年前学力未到之愆”②。可惜的是，由于裴振离职，《亳州志》未能刊行，仅在《文史通义》中留存几篇例议。

　　⑥ 《章氏遗书》卷1《经解上》。

　　⑦ 《章氏遗书》卷2《原道中》。

　　⑧ 《章氏遗书》卷1《易教上》。

　　① 《章氏遗书》外编卷12《永清县志前志列传》序例。

　　② 《章氏遗书》卷2《原道下》。

　　③ 《章氏遗书》卷9《与朱沧湄中翰论学书》。

　　④ 《章氏遗书》卷2《原学上》。

　　⑤ 《章氏遗书》卷2《原学中》。

　　⑥ 《章氏遗书》卷5《史释》。

　　① 《章氏遗书》卷9《又与永清论文》。

　　② 同上。

　　《亳州志》修成的当年，章学诚离亳州赴武昌，依附毕沅继续编辑《史籍考》，并参与了毕沅《续资治通鉴》的编纂。从乾隆五十五年至五十七年，《答客问》、《史德》、《方志立三书议》、《书教》等接踵而成，标志着章学诚已形成自己的史学理论体系。他的史学创见除考述史学源流的思想而外，主要的还有如下几点：第一，将史籍分为“著述”和“比类”的论断。章学诚认为：“古人一事，必具数家之学，著述与比类两家，其大要也。”③所谓“著述”，是指那些自成一家之言的独断之学。“比类”只是资料的记录、整理和纂辑，“所次比之材可使著述者出，得所凭藉以恣其纵横变化”①，两者的区别在于学术地位和学术功用的不同。没有独到的裁断，虽然“遵表志之成规”、“用纪传之定体”，还是不可称为著述②。这个创见，使章学诚掌握了评论以往史籍的有力方法和论证自己见解的重要依据，正是基于这个观点，他声言“吾于史学，贵其著述成家，不取方圆求备，有同类纂”③，同时也不完全否定考索与比类。在通史与断代史问题上，他之所以比较提倡通史，主要原因也是认为通史有二长：“一曰具剪裁，二曰立家法”④，即客观上要求必须各有自己的见识与裁断。

　　第二，对“史意”的标举。章学诚认为自己史学著述的独到之处在于“吾言史意”⑤。他说：“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义》所为作也”⑥。所谓“史意”，即指史家的撰著意图和宗旨，这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考察以往史家的意旨，“读其书、知其言，知其所以为言而已矣”⑦，强调“读古人书贵能知其意也”⑧。二是提倡“作史贵知其意”⑨，就是要有一个学术宗旨，撰著目的。章学诚说：“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⑩经世致用应是史家的宗旨。针对当时支离琐屑、不求宗旨的考据学风，他指出：“学业将以经世，当视世所忽者而施挽救焉。”①他以开辟新的学术风气为自己的目标。总之，章学诚标举的“史意”，就是“内得诸心，上通于道，古人精微由我而阐，后学津逮自我而开”②。这对于史学批评和史书撰著提出比“史识”、“史法”更高标准的要求，是他在史学理论上的一个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