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事您有把握吗？”朗贝尔问。 

　　“有，因为有人已向我建议过。” 

　　“那么您自己为什么不利用？” 

　　“您用不着不放心，”科塔尔露出一副老实人的神情说，“我没利用，因为我不想走。我有我的道理。” 

　　沉默一会后，他接着说： 

　　“您不想知道我的道理吗？” 

　　朗贝尔说：“我认为这跟我无关。” 

　　“在某种意义上，这的确跟您无关，然而在另一种……只有一桩事是明确无误的，这就是自从发生鼠疫以来，我在这儿感到好过了许多。” 

　　朗贝尔打断了他的话，问： 

　　“怎么能同这个组织取得联系呢？” 

　　“啊！”科塔尔说，“这可不容易。跟我来。” 

　　这时是下午四点光景，天气沉闷，全城变得越来越热了，所有的店铺都放下了遮阳布，路上已没有行人往来了。科塔尔和朗贝尔走在有拱廊的马路上，走了好久大家一言不发。这是鼠疫隐形遁迹的时刻：天地静止，万物失色，周围一片沉寂，可以说是盛夏特色，也可以说是发生鼠疫的情景。这使人昏昏然的空气，说不上来是由于灾情的威胁还是由于灰尘和懊热所致。必须留心观察和思索一番才能联系到鼠疫上去，因为它只有通过反面的迹象才显露出来。譬如说，那位同鼠疫密切相关的科塔尔，提醒朗贝尔注意狗已绝迹了，在平时，它们此时该侧卧在过道的出日处，喘着气，想凉快凉快而办不到。 

　　他们走上棕榈大街，穿过阅兵场，向海军区走去。靠左首出现一家漆成绿色的咖啡馆，外面斜张着黄色粗帆布遮阳。科塔尔和朗贝尔一边揩着前额，一边走了进去。他们在一张绿色铅皮桌子前的轻便折椅上坐下。店堂里空无一人，苍蝇嗡嗡地到处乱飞，摆不稳的柜台上放着一只黄色的鸟笼，里面有一只鹦鹉，全身羽毛下垂，垂头丧气地停在架子上。墙上挂着几幅陈旧的战争画，上面布满积垢和厚厚的蜘蛛网。所有铅皮桌子上，全都有不知从哪里来的已有点儿干的鸡粪，在朗贝尔面前的桌子也不例外。直到从黑暗的角落里发生一阵小小的骚动，跳出一只美丽的公鸡，这时他们才明白究竟。 

　　这时气温好像还在上升。科塔尔脱去上衣，在铅皮上敲敲。一个缩在蓝色工作长围裙里的矮个儿从屋子深处走了出来，远远地一看见科塔尔就向他打招呼，一边走过来一边向公鸡猛踢一脚把它赶跑，在咯咯的鸡叫声中问两位顾客要些什么。科塔尔要了白葡萄酒，并打听一个叫加西亚的人。据矮子说已有好几天没见他来咖啡馆了。 

　　“您看他今天晚上会来吗？” 

　　“嘿！”那人说，“我又不是他肚里的蛔虫。您不是知道他的时间的吗？” 

　　“是的，但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我不过有个朋友要介绍给他。” 

　　服务员在他的围裙上揩揩潮湿的手。 

　　“啊！这位先生也想干一下吗？” 

　　“是。”科塔尔说。 

　　矮子使劲儿吸了一下鼻子说： 

　　“那么，今晚再来，我派孩子找他去。” 

　　出去时，朗贝尔问这是什么名堂。 

　　“当然是走私的事。他们把东西从城门口搞进来，高价出卖。” 

　　“原来是这样，”朗贝尔说，“他们有同党？” 

　　“对” 

　　晚上，遮阳布已卷起，鹦鹉在笼中学舌，铅皮桌前坐满了只穿衬衫的人们。其中有一个，草帽戴在后脑勺上，穿着一件白衬衣，露出焦土色的胸脯。他见到科塔尔进来就站了起来。被阳光晒黑的脸上五官匀称，一双黑色的小眼睛，一口洁白的牙齿，手上戴着两三只戒指，看样子有三十来岁。 

　　“你们好，”他说，“咱们到柜台上喝酒会。” 

　　三杯下了肚，还没人吭声。 

　　于是加西亚开腔了： 

　　“出去走走好吗？” 

　　他们朝港口方向走去，加西亚问他们找他有什么事。科塔尔对他说，他把朗贝尔介绍给他不完全是为了买卖，而是为了他所谓的“出去一趟”。加西亚在科塔尔的前面，笔直向前走着，一边吸着烟。他提了些问题，谈到朗贝尔时称“他”，做出一副好像没有看见他在场的样子。 

　　“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 

　　“他的老婆在法国。” 

　　“噢！” 

　　过了一会又问： 

　　“他干的是哪一行？” 

　　“记者。” 

　　“干这一行的人话很多。” 

　　朗贝尔默不作声。 

　　科塔尔说：“这是一位朋友。” 

　　他们默默地向前走着，走到了码头，人口处有大栅栏挡着。他们向一家供应油炸沙丁鱼的小酒店走去，炸鱼的气味已扑鼻而来。 

　　“总之，”加西亚总结说，“这事不归我管，而是拉乌尔的事，我得去找到他，这事还不太好办呢。” 

　　“啊！”科塔尔激动地问道，“他藏起来了？” 

　　加西亚没有回答。走近小酒店时，他停下来第一次转向朗贝尔说道： 

　　“后天，十一点钟，城内高地，海关营房的角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