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何在？有《高僧传》可以作证。这部书是梁朝的和尚慧皎编撰的。他与慧深几 乎是同时代的人，当然他的记载比较可信。

　　按《高僧传》的记载，在宋文帝时，有一位高僧，法名慧基。他有好几个有名的弟 子，如僧行、慧旭、道恢等人，其中特别提到：“沙门慧深，亦基之弟子。深与同学法 洪，并以戒素见重。”可见当时慧深在禅林中影响很不小。这里虽然没有明白记载慧深 是哪国人，但是似乎没有任何理由说他是外国人。因为《高僧传》中凡遇外国的和尚， 就都写明来历，一看便知。比如，慧基与西域法师僧伽跋摩、弘赞禅律等往来，编书的 人在文字上都交代得明明白白。假若慧深是外国人，决不会不写清楚，相反的，倒还可 能大书特书，以表明慧基在佛教领域的威望很高，连外国和尚也跟他学佛。

　　而且，当时外国的和尚即便到中国来，也没有改变法名的道理，照例应该用他的外 国法名译音，如僧伽跋摩等等。慧深的法名显然表明他是中国的和尚。

　　但是，《梁书》《东夷列传》上分明写着：“扶桑国者，齐永元元年，其国有沙门 慧深，来至荆州，说云：扶桑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这中间的“其国”二字应该如何 解释呢？

　　这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把“其国”解释为扶桑；一种是把“其国”解释为南齐。 用后一种解释虽然可以打消关于慧深国籍的疑问，可是在文法上说来比较勉强。用前一 种解释更符合上下文的文法，只是对慧深的国籍问题又难于说通。

　　那末，应该怎样解释才好呢？关键还要看我们如何研究古代的文献记载。

　　从慧基的传记中，我们发现他“以齐建武三年冬十一月卒于城傍寺，春秋八十有五”， 齐建武三年是公元四九六年，上溯八十五年，为公元四一一年，则是东晋安帝义熙七年。 他“年满二十，度蔡州受戒”。这时候应该是公元四三一年，即宋文帝元嘉八年。后来 他“遍历三吴，讲宣经教，学徒至者千有余人”。这都是宋文帝在位期间，即公元四五 二年以前的事情。慧深无疑的也是在这个期间成为慧基的弟子。从此以后到齐永元元年， 即从公元四五二年到四九九年间，这四十多年的光阴，可能正是慧深远游美洲之时。等 他回到荆州，刘宋的天下已经变成萧齐的天下了。人们都说他来自扶桑，这是很自然的， 并没有什么不可理解之处。

　　而且，慧深到美洲的目的，显然是去传播佛教，他是以佛教徒的身分去的，决不会 到那里以后才变成佛教徒，这也是可以断定的。同时，在他游历美洲的时候，那个大陆 上的人们才有机会接触佛教，还没有他们自己的沙门，更谈不上派遣他们的沙门到中国 来游历。至于他们当时如果曾派人来中国拜佛取经，那也一定会有记载。在有关慧深的 史料中，我们的找不出这样的迹象。

　　现在越来越多的材料证明，美洲大陆确实是在公元五世纪的时候被中国人首先发现 的。据一九一三年出版的《地学杂志》第三十七期上，也有一则资料写道：“近来西方 学者创立一说，谓最初寻获美洲大陆者，实为我中国人。其说以美洲红印度人之语言形 体皆与中国人相似为证。……最近则有著名考古家奈云，偕人种学家数人，在墨西哥国 越万滔地方，寻获泥制古像甚多，面貌确与华人无异。其衣饰亦稔为中国十数世纪之物。 此外，又有泥造佛像数百，长约数尺，其塑法与中国近代之木雕神像相似，盖亦千余年 前中国之技术也。……有此种种确据，乃可证明美洲大陆，实为中国人最先发现者。其 发现之时期，距今约一千五百年之久。”

　　根据上面这些材料，我们可以断言，慧深至少是当时发现美洲大陆的最突出的人物 之一。

　　燕山夜话（二集）  广阳学派

　　北京市所属的大兴县，在清代初年有一位著名的学者，当时与黄宗羲、顾炎武、王 夫之等人齐名，形成了一派革新的思想，他就是刘献廷。

　　大家可能还记得，前几年在讨论《红楼梦》问题的时候，许多文章的作者都曾引用 过刘献廷的一些言论，以证明清代初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已经出现了一种具有民主 倾向的新兴思潮。事实的确是这样。刘献廷这一派的革新思想，对于当时的社会曾经发 生了强烈的影响。

　　刘献廷的这个学派，称为广阳学派是比较恰当的。因为刘献廷字继庄，自号广阳子， 他的著作大半失传，留下的只有《广阳杂记》一种。特别用广阳称他的学派，也含有纪 念他的特殊意义。

　　如果与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相比，那末，刘献廷治学的范围更加宽广，目 的性更加明确，更加讲究实用，而他的遭遇却更坏。他在康熙年间调查了许多实际材料， 起草了许多重要著作，但是都失传了。后来乾隆年间的大学者全祖望为他立传，其中写 道：“诸公著述，皆流布海内，而继庄之书独不甚传，因求之几二十年不可得，近始得 见其广阳杂记于杭之赵氏。……呜呼，如此人才，而姓氏将沦于狐貉之口，可不惧哉！ 继庄之学，主于经世。自象、纬、律、历以及边塞关要、财赋、军器之属，旁而歧黄者 流，以及释道之言，无不留心，深恶雕虫之技。”

　　据全祖望所述，刘献廷有许多著作，其中有几种成就最大的，如他“尝作新韵谱”， 以华严字母，参入梵语、拉丁语、蒙古语、满洲语，与各部韵母相合，于是“万有不齐 之声，摄于此矣”。同时，他“又欲谱四方土音，以穷宇宙元音之变。乃取新韵谱为主， 而以四方土音填之”。他还研究方舆之学，“为正切线表，而气节之先后，日蚀之分秒， 五星之陵犯占验，皆可推矣”。对农田水利，他也有独到的见解；对于礼、乐、医药、 数学同样都有研究。由于他的学问渊博，曾被聘请参与《明史》、《一统志》的编纂工 作。他对于同事们的评价是：“诸公考古有余，而未切实用。”这就足以说明刘献廷是 多么重视实用之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