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了祝正鸿的话，陆浩生的目光里有一点欣慰，但更多的是失望和反感，他急躁地说：“怎么能这样说呢?这样说是不对的。‘文化大革命’的案是绝对不能翻的，你对我的批判是正义的，是革命的，对此，我们谁也不能动摇。”

  　　祝正鸿一怔，他的嘴角不为人注意地一撇，倒吸了一口冷气。他忍了忍，才没有说什么义正词严的话。好劲!正是啊，你这儿松一松，他那儿就攻一攻呀!

  　　在他准备告辞的时候，张银波回来了。祝正鸿热情地与张银波打招呼，张银波警惕地望着他，嗑嗑巴巴地所答非所问地与他说了几句话，同时对祝正鸿显出了一种她身上少有的点头哈腰的神情。只是在祝正鸿正式告辞的时候，他看到张银波的脸孔放松了一下，隐约地露出了一点笑意。看得出来，张银波对他的态度里显示出那么一种视正鸿为“非我族类”的意思，再说得干脆一点，张银波的敬而远之的态度里，流露出来的是对祝正鸿的厌烦。

  　　生活就是这样，我们的字典上没有“忏悔”的条目。记住，永远不要承认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

  　　刹那间，祝正鸿甚至于想，他的拒绝揭发张志远是走错了一步棋。既当了婊子，就永远不要企图让贞节烈妇们给你立牌坊，至于谁算婊子，那全看谁战胜谁了。

  　　他的经历可真像那个脍炙人口的相声了：猴吃麻花，满拧!

  　　既然已经臭名昭著地揭发了自己的恩公自己的老领导陆浩生了，何必再去顶着不揭发张志远呢?揭一个也是揭，揭两个也是揭。让人睡过一次也算失了身，睡一百次也算是失了身。这能赖我吗?而且，如果我对了呢?就是说，如果睡对了呢?搞政治，你能当一辈子童贞女么?如果，伟大领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被证明十分正确和及时的呢?你怎么有把握认定你的拒绝比毛主席的发动更正确更道德?

  　　让祝正鸿比较一下吧，比如陆浩生与张志远，哪一个更正派，哪一个更忠厚，哪一个更与人为善?如果让他从中选择一个，做领导或者是做爸爸，他愿意选哪一个?

  　　张志远是个王八蛋!他突然骂起来了。

  　　也许他本来应该揭发的恰恰是张志远。不是张志远被挤走以后，那么多同志拍手称快么?

  　　再找不出比侯宝林这个相声更精彩深刻的了。你请客，来了一些人，你说：“怎么该来的都没来呀?”一些客人不爱听了，走了一部分。你说：“怎么不该走的都走啦?”其余的人不爱听了，便又走了一部分。你着急了，你说：“我说的不是你们!”最后的客人也吃心了，大家都走了，空荡荡，白茫茫，真干净。

  　　这就是“文化大革命”。这就是祝正鸿。这就是世界。这就是人生。

  　　第二天他没去上班，他起床以后径直去了医院，他对医生说了这儿不舒服又说那儿不舒服。他最后被留下住了院。经过反复地检查，确定他有心房颤抖，肝脾肿大，消化不良，慢性支气管炎初期等症。医生要求他加强对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同时同意他再次住院观察和治疗，注射丹参和肝精，服用复方甘草合剂和板兰根汤剂。

  　　按他现在的级别，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也得住个四人一间的病房，但由于他这是第二度在卫生部门工作了，院方对他还是另眼看待，帮他找了一间依托在楼梯转弯处的小房，这间房子不太正规，原来是医疗器材的贮藏室，院里改造了一下，成了一间特殊单人病房。这间房说好就是好，说差就是差，祝正鸿住进去，有单人病房的清静方便，却不必承担住单人首长病房的名声——甚至可以解释说，由于房间不合规格——面积小而且房顶是一个斜面，不宜病号，只好委屈卫生局内部人员将就一下。

  　　他的病床旁的小柜上放满了精装赤面圣经纸全一册《毛泽东选集》，袖珍精装全一册《毛主席语录》《毛泽东诗词》和《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老三篇)》，他也放上了《红旗》、《朝霞》等杂志。但他真正读的是赵青山的新作《遍地光明》。听说这一本三十多万字的大书是赵青山用一个多月时间写出来的，他非常佩服。人家毕竟是作家，虽然内容全部是批判单干宣扬农业合作化，一切结构故事都符合中央文件和两报一刊社论，但毕竟有一些农村的生活细节，读了令他发笑，令他共鸣，又使他担忧：这些细节万一被抓住辫子当作丑化农民来批怎么办?例如描写一个农民，家里来了客(读且)也让人家帮着择豆角，虽说这是写的中农，他倒觉得这不限于中农，这总是有一点拿农民寻开心的味道。还有一些农民喜欢讲的俗语俚语，他读起来也觉得有趣，作家这个玩艺，没有还是不行的，那些指导赵青山管理赵青山掌握着赵青山命运的人其实哪一个也赶不上赵青山，呜呼!世界上，究竟什么叫本事，什么叫运气，什么叫权力，什么叫公平呢?揪住这些抽象的概念不撒手，就只能自讨苦吃，成为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怪物——也许这正是知识分子不能成事，书读得愈多愈蠢，而赵青山之流，也只能是诚惶诚恐地仰权贵而长跪，仰权贵而觫的奥妙所在吧。

  　　词儿妙有什么用?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政权不是建立在词儿上的。词儿最多是毛，不是皮，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你不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