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预科同学中从贝满女子中学升上来的似乎只有我一个，其他的同学都是从华北各地的教会女子中学来的，她们大概从高中毕业后都教过几年书，我在她们中间，显得特别的小（那年我还不满十八岁），也似乎比她们“淘气”，但我总是用心听讲，一字不漏地写笔记，回答问题也很少差错，做试验也从不拖泥带水，管老师对我的印象似乎不错。

我记得有一次做化学试验，有一位同学不知怎么把一个当中插着一根玻璃管的橡皮塞子，捅进了试管，捅得很深，玻璃管拔出来了，橡皮塞子却没有跟着拔出，于是大家都走过来帮着想法。有人主张用钩子去钩，但是又不能把钩子伸进这橡皮塞子的小圆孔里去。管老师也走过来看了半天……我想了一想，忽然跑了出去，从扫院子的大竹扫帚上拗了一段比试管口略短一些的竹枝，中间拴了一段麻绳，然后把竹枝和麻绳都直着穿进橡皮塞子孔里，一拉麻绳，那根竹枝自然而然地就横在皮塞子下面。我同那位同学，一个人握住试管，一个人使劲拉那根麻绳，一下子就把橡皮塞子拉出来了。我十分高兴地叫：“管老师——出来了！”这时同学们都愕然地望着管老师，又瞪着我，轻轻地说：“你怎么能说管老师出来了！”我才醒悟过来，不好意思地回头看着站在我身后的管老师，他老人家依然是用慈祥的目光看着我，而且满脸是笑！我的失言，并没有受到斥责！

一九二四年，他当了贝满女中的校长，那时我已经出国留学了。一九二六年，我回燕大教书，从升入燕大的贝满同学口中，听到的管校长以校为家，关怀学生，胜过自己的子女的嘉言懿行，真是洋洋盈耳，他是我们同学大家的榜样！

一九四六年，抗战胜利了，那时我想去看看战后的日本，却又不想多呆。我就把儿子吴宗生（现名吴平）、大女儿吴宗远（现名吴冰）带回北京上学，寄居在我大弟妇家里。我把宗生送进灯市口育英中学，（那是我弟弟们的母校）把十一岁的大女儿宗远送到我的母校贝满中学，当我带她去报名的时候，特别去看了管校长，他高兴得紧紧握住我的手——这是我们第一次握手！他老人家是显老了，三四十年的久别，敌后办学的辛苦和委屈，都刻画在他的面庞和双鬓上！还没容我开口，他就高兴地说“你回来了！这是你的女儿吧？她也想进贝满？”又没等我回答，他抚着宗远的肩膀说“你妈妈可是个好学生，成绩还都在图书馆里，你要认真向她学习。”哽塞在我喉头的对管老师感恩戴德的千言万语，我也忘记了到底说出了几句，至今还闪烁在我眼前的，却是我落在我女儿发上的几滴晶莹的眼泪。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八日清晨（本篇最初发表于《中国作家》１９８５年第５期。）

介绍《今夜月色好》

《文艺报》来信，问我现在正在读什么书？我现在行动不便，从不出门，整天除了看书，还是看书。每天邮差来时，我都会收到好些刊物：文艺刊物，妇女刊物，儿童刊物……拆得我手腕酸疼，看得我眼花缭乱！但是，实话说，能引我重读一遍的文章并不多。

只是前天看了《人民文学》今年第五期彭荆风同志的《今夜月色好》却使我喜欢，兴奋。我刚看到胡耀邦同志讲的话，说我们的文艺应当振奋人民的爱国精神，我愿我的朋友都去找来读一遍。讲的是一位道班房的班长和他的新婚不久的妻子，住在终年云雾深锁的一座大山里，过着甜蜜的生活。

但这大山里不只有他们两个。还有道班房的小伙子们，有战士，有参谋……主人公却是那位新娘，山中唯一的女性。这些人在一起，真是互助相亲，那里的生活用部队的话说，就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故事里有大风雨，有严重的塌方，有隆隆的炮车，有炮战的阵地。在炮火纷飞之中，我们的主人公眼里看到的是：“一切都在闪闪发光”的帐篷、大炮、战士的钢盔，以及炮战后她的倒塌的道班房子……一切都显得“清爽”而“明净”、“她觉得今夜月色真好！”

我不认识这位作者。遗憾的是卷头“编者的话”里，也没有提到这篇小说。

致海外朋友和同胞

我刚刚写了上面的几个字，我的回忆和爱感，就像一阵从平静的海面卷来的潮水，碰到海滩上大大小小的“往事”的礁石，忽然喷涌起灿烂的很高的浪花！

我这一生中，在海外的许多国家学习过、居住过、访问过……这世界上，几乎到处都有我魂牵梦萦的人物和山水，每一想起，就像有一张张亲切美丽的画片，移过我的眼前，我想写的真有千言万语！但这封信不是写给某一个人的，叫我从哪里下笔呢？

首先，我要告诉你们我的近况。我比从前和你们在一起的时候，身体上是老一些了，而心理上却是年轻了许多，生活上也安乐了许多。我的国家，近几年来真是“政通人和”。

我对我们的领导人都很佩服满意。因为他们大多数都很像个“公仆”，而不像个“长官”。在他们的领导下，十亿人民共同努力，占人民总数十分之八的农民富裕起来了，我们知识分子，妇女和儿童被重视起来了，我们广大国土上的能源被开发出来了，等等，当然，比起发达的国家，我们的生活水平还有一段差距，但我一生中第一次看到大家是这样地乐观而振奋！

说到我自己，一九八○年自日本访问归来以后，不久就患了脑血栓，以后又患右腿骨折，从此就足不出户。最使我难过的是错过了许多次出国访问、和你们重逢的机会！但我的海外的朋友和同胞每次来到北京，都必带纪念品来看我。这使我感动得直流泪。但也因为常常会客，而受到医生的警告！